最低调的音乐之都，何止十万嬉皮-k8凯发天生赢家

“诶，你们能不能换个专题名？”一晚上，一笑问了我三次。

6月末的一个深夜，我和几个驻扎昆明的音乐人坐在地上喝酒闲聊。昆明的时间很慢，但酒精有让它变快的魔力，一不留神我们就聊到了凌晨两点。

被我约出来的时候，一笑刚从阿那亚戏剧节表演完回来。她是南方酸性咪咪乐队的成员，在昆明出生，长大后留在这座城市做音乐。

我们刚认识不久，她就忍不住对我们的专题名提出强烈抗议。她说自己的确在昆明早年的摇滚浪潮中得到过启蒙，但同时她反复强调，这座城市没有什么“光”，她的乐队也不能代表昆明的“光”。

可是，我身边的乐迷笃信昆明非同一般，我手中的资料也指向不同的答案。

抗日战争期间，古琴家查阜西、昆曲家张充和等一众音乐大师客居昆明，时不时前往滇池之滨聚会奏乐；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摇滚之风席卷昆明，这座城市成了乐迷口中的“重型音乐之都”。（图/视觉中国）

来到昆明之前，我去看了一场kawa乐队的演出。梳着脏辫的佤族主唱老憨站在舞台中央，如同一个大祭司，腾云驾雾，掌控雷电。歌声响起，人群随着音浪大幅度起伏；鼓点跳动，地板仿佛拥有了脉搏。

舞台上的kawa乐队仿佛拥有掌控雷电的能力。（图/作者 摄）

在kawa乐队的音乐指令下，互不相识的人勾肩搭背地开起火车，即使是像我这般的舞池“定海神针”也受到感染，一头扎进狂欢的队列。身着“滇人”字样的乐迷爬上舞台跳水，在livehouse的巅峰体验中陷入癫狂。

这一切让我感到疑惑：昆明真的没有光吗？

01
音乐、菌和边地

正值昆明的雨季，五花八门的菌类从松林间的潮湿土壤里探出脑袋，当地人走进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上问价，外来食客在全城餐馆解锁隐藏菜单。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汪曾祺《昆明的雨》（图/视觉中国）

夏至刚过，在这座靠近热带的高原城市，漫长白昼的强光令人瞳孔收缩。意识出逃的迷醉瞬间，菌的香气趁机钻进鼻孔入侵神经，在右脑激起涟漪般的闪光。

漫长的疫情结束后，驻扎在昆明的野生乐队也迎来了丰润的季节，纷纷走出地下、走进各地的音乐节和livehouse。

昆明诗人于坚说，“蘑菇狂欢”是在云南这一纬度范围内不约而同的季节性事件，“手舞足蹈，素来是这条漫长纬线上的规定动作。云南那些不朽的民族史诗、音乐、舞蹈、祭祀，肯定也有牛肝菌、见手青等菇族的贡献。”

诗人还进一步分析，对毒蘑菇爱不释手的云南人，有着“超越性的世界观”，每一次试吃毒蘑菇都是对不确定性的挑战，以及对“to be or not to be”这一终极命题的追问。

昆明的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上，人们在清理野生菌。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图/作者 摄）

总之，这个季节会让人不由自主地相信，云南的“滇”里一定有一部分是指“癫狂”。

我在昆明西边一个音乐人聚集的小区里见到了kawa乐队。主唱老憨在这里租下了一套有着大面积玻璃天顶的阳光房，波希米亚风格的屋子里摆满了艺术品，大茶桌上放着夏日限定的冰西瓜和本地葡萄。我喝着来自他们家乡的咖啡，枝叶在头顶和窗外摇曳，就像坐在树荫下。

老憨是佤族人，乐队的名字来源于佤族的别称“佧佤”，几个成员都是认识十几二十年的老友，从2000年就开始组乐队。他们告诉我，那时候昆明的房租相当便宜，七八十块钱就能租一个单间，带厕所的也才一百多。周末随便去找个酒吧唱两首歌，他们就有两三百块钱的收入，压根儿没感到什么压力。

早年间，乐队吉他手老黑在广西桂林开了一家酒吧，从外国旅行者那里接触到了雷鬼乐。后来他在地方文化局上班，经常要下乡采风，发现少数民族歌曲的旋律、节奏、使用的乐器和雷鬼乐非常相似，于是开始琢磨怎么把自己的音乐和雷鬼乐融合。

怀揣天赋和热爱的音乐人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后，创作上的顺遂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2015年，kawa乐队正式成立。2016年，乐队签约独立音乐厂牌草台回声。

然而，眼看着一切开始步入正轨时，命运接连对他们施以重拳。

主唱老憨、鼓手小雄、吉他手老黑和贝斯手德龙在老憨家里。

（图/作者 摄）

对于乐队来说，分分合合是常态，但kawa乐队却过早地经历了生离死别。

2017年末，乐队贝斯手艾勇因病去世；随后疫情暴发，现场演出活动的机会几乎消失；2023年初，解封后没多久，乐队键盘手、小号手凃炤炤因车祸去世。接连失去两位队员后，老憨歌里唱的那句“我们的生活，大起又大落”令人心情复杂。

kawa乐队的多数成员来自云南边境的孟连、西盟，佤族人豁达的生命观影响着他们——比起推土机人定胜天的气势，边地田野里长大的人更懂得看天信命。

在这里，“长期主义”倡导的延迟满足，显然没有过好当下更实际。如今，乐队成员已陆续走进新的人生阶段。kawa的四个成员里，有三个已经结婚生子。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从青春的常态演化为片刻的纵情。

这些年，随着一轮又一轮城市扩张，遥远的边境县城挨个儿通了公路，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往外跑。尽管昆明的生活成本今非昔比，但这座离家乡最近的大城市，仍是理想和生活最好的平衡点。

图为昆明的一个旧货市场。在老憨家门口，板车上可以买到10块钱三个的西瓜、10块钱一大把的玫瑰花；附近的二手服装城还买得到10元一条的牛仔裤。（图/作者 摄)

为了签下kawa，独立音乐厂牌草台回声的ceo戈非“三顾茅庐”，多次来昆明说服他们出山。最后，kawa答应并提出条件，其中的一个核心要求就是“不去北京”。签约后，乐队四人生活的重心还是在昆明，即使有巡演，最多也就离开十来天。

只要有空，他们还是会回到家乡。在村子里，原始的生活方式仍保留有一席之地：逢年过节，人们一定会举办盛大的活动；远山下、森林中的村村寨寨，人人都在唱歌，个个都在跳舞。他们给佤族村民唱雷鬼乐，这种既新鲜又熟悉的风格受到热捧，连隔壁的缅甸佤邦也想请他们去唱歌。

图为佤族的村寨。离开之前我问kawa，如果不做音乐，他们会去做什么。老黑说自己的厨艺很好，或许会去卖早点；小雄打算当个搏击教练；老憨一看就是古着店老板；德龙比较腼腆，他们让他去开个小卖部。(图/视觉中国）

多元的民族文化同样是不少外国音乐人的灵感来源。在昆明醉龟酒吧，我见到了来自英国伦敦的老板夏天（sam）和为客人烤比萨的美国人阿瓦（jalil）。

夏天和阿瓦在醉龟酒吧演出。来自美国田纳西州的萨克斯手，为了追爱来到昆明，又因音乐留在这里。因为被人说长得像佤族，他得到了一个中文名——阿瓦。他说自己不仅会烤比萨，还会做很多中国菜，比如辣子鸡、干锅鸡和炒牛肉。（图/作者 摄）

夏天的中文过于流利，这和他的英国面孔有些反差感。1997年，他第一次来到昆明，就把这座城市认定为他的重要据点。

最开始，他在骆驼酒吧和一群摇滚青年、嬉皮士、外国旅行者混在一起。那个时候，昆明的乐队基本上是处于地下状态，没有商业运作，也没有演出机会。

为了让大家能挣钱吃饭，2004年，夏天开了昆明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livehouse，名叫“说吧”。2009年，他加入了山人乐队，负责乐队的打击乐演奏及海外经纪。

在中国的20多年，他一边玩乐队，一边做生意。由于经常和各种生意人、政府机构打交道，就连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智慧也被他掌握了去。据说，一度有人怀疑他根本不是老外，而是国内某个少数民族的“假洋人”。

边地的复杂性造就了昆明，也让它成为了全球嬉皮士流浪地图上的重要站点。深夜的醉鬼酒吧里，所有的“主义”和标签都失去了效力，一头脏辫的穆斯林和一头脏辫的佤族人同台表演，觥筹交错间，雷鬼乐和昆明话rap无缝衔接。

02
自然之力

昆明的主干道以东西走向居多，加之低纬地区的白昼明显长于北方城市，因此这座城市总是笼罩在金色的光芒里。每到黄昏，条条大路都是日落大道。

与明媚的地面世界并行的，还有一个活跃的“地下世界”。这个世界以大大小小的舞厅、livehouse 、唱片店、酒吧、录音室、书店为壳，核则是独立和自由的表达。

一家居民楼里的老唱片店。（图/作者 摄）

从一定程度上说，地下乐队的“地下”与风格无关，它更像是一种隐喻，代表着那些蜷缩在城市缝隙、潜伏在日常生活的表层之下的空间。而独立乐队的“独立”，也不一定是指完全排斥商业运作的创作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坚持自我、不屈从于主流选择的精神。

各种形态的音乐人散落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dj阿达在昆明开了一家小店。在农村长大的他，小时候经常跑到山里待着，晚上也睡在山里舍不得回家。他熟悉野果、植物、泥土的味道，这些东西比起城市更能给他安全感。后来，阿达喜欢上电子音乐，他说电子音乐让他找到了被大自然包裹的感觉。（图/作者 摄）

马力的麦田书店开了快22年，开到现在，这家独立书店连同他本人一起，成了昆明的文艺地标。

下午的书店静悄悄的，宽阔的房间里，马力自己挑选的书和唱片整齐地排开。书店隔壁是一间排练室——2017年，他和来自意大利的吉他手马文轩（max）一起组了一个后摇乐队，隔三岔五会在这里排练。

马力说话语速不快，声音较轻，语调也淡淡的。我们坐在书店的沙发上，猫咪在旁边打着盹儿，时间似乎跟着他的话慢了下来。他回忆起，20年前的昆明，街上的每个人都有松弛感，今天的昆明已经大变样，渐渐快了起来。

不过，他的生活仍保持着原来的节奏：中午来书店开门，打扫卫生，听音乐要听cd、磁带和黑胶唱片，看书只看纸质书。最近，在朋友的教唆下，他总算开始考虑给书店开个小红书账号。

国防路的麦田书店。对音乐的爱不会熄灭。1996年，马力和几个朋友创建奇怪的日子乐队。如今，这批乐队人大多仍从事与音乐相关的工作。（图/受访者供图）

提起马力，之前和他一起玩乐队的何西还记得一件趣事：“以前马力在他开的麦田书店放了一张约翰·列侬的画像，一进门就能看到。有一天，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走了进来，那个小孩看到后，指着画像问，妈妈，这是哈利·波特长大以后吗？把马力气得大叫——那是约翰·列侬！”

我很难想象年轻时大喊大叫的马力。安逸、温润、平和，是马力对昆明的印象，也是我对马力的初印象。最早的麦田书店就开在翠湖附近，我猜想，如水的温润、如湖的平和，多少和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有关。

在河网密布的昆明，水是它的魂，翠湖是它的心脏，穿城而过的盘龙江是大动脉。临水而居是人类的经验之选，但直接在湖边的崎岖坡地上组织村落和集市，绝对算得上是别出心裁。放眼全国，甚至全世界，也很难找到像昆明这样以一个湖为中心展开的省会城市。这种格局似乎也注定了，这座城市将和翠湖一样，闲散又风情万种。

昆明和翠湖分不开，很多城市都有湖。杭州西湖、济南大明湖、扬州瘦西湖。然而这些湖和城的关系都还不是那样密切。似乎把这些湖挪开，城市也还是城市。翠湖可不能挪开。没有翠湖，昆明就不成其为昆明了。——汪曾祺《翠湖心影》（图/视觉中国）

另一个重要水域是西边的滇池，这个形状似胃的广阔湖泊也叫“昆明湖”。古滇池是大约1200万年前形成的断层湖，不仅是红嘴鸥等鸟类的越冬地，围绕滇池的几十个湿地公园也是各类动植物的栖息地。

午后，在滇池北岸的海洪湿地公园，ppt乐队的鼓手老杜和贝斯手亚飞背靠着一排茂密的水杉，聊起了他们的音乐和生活。

ppt乐队的鼓手老杜和贝斯手亚飞在滇池边的海洪湿地公园。昆明同样是诗歌和纪录片重镇。《滇池》杂志、云之南纪录影像展都曾是相当有影响力的文艺阵地。（图/作者 摄）

ppt乐队成立于2022年初，成员有四个，包括一个白族人、一个回族人和一个老外，就一个是“少数民族”——在云南，人们开玩笑说汉族才是少数。这支乐队从人员构成上来说绝对足够多元，但他们认为自己早已完全“汉化”，生活和创作都跟民族没什么关系，反而受外来文化影响比较大。

ppt的风格是fastcore与power violence（快核力量暴力乐队），简单来说就是脏、短、快，他们说自己“满脑子都是低俗的快乐，还有一肚子的坏水”。

坐在街边的ppt乐队。（图/老孟 摄）

他们的作品一般时长都只有1分钟左右，不熟悉摇滚去听他们的歌，听到的就是一阵短暂又狂暴的大喊大叫。

这或许和老杜喜欢读短篇小说有关。老杜大学学的是文学，除了打鼓外，大部分的歌词也出自他之手。他喜欢一位意大利的小说家，一篇小说就只有一页，写一些不明所以的荒诞的东西。

ppt的所有作品都是成员自己完成。从写词作曲，到编曲制作，再到发行包装、创作周边，都是他们自己动手diy。有感于diy精神的没落，他们还写了一首歌叫《biy》。

“diy是do it yourself，biy就是buy it yourself，有点讽刺消费主义陷阱的意思。现在的人为了时尚、为了各种噱头去消费一切，但其实根本不了解这些东西。”老杜解释说，“还有其他很多歌就没这么严肃，唱的无非是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吃饭喝酒，或是搞笑的事。”

“我们不喜欢装得很厉害的样子。”亚飞补充道。

亚飞来自澳大利亚悉尼，之前在北京做乐队，后来长居昆明。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网名“牛魔王”，专门在抖音、b站等平台发布“会吓哭小朋友”的改编版儿歌。

“但是我要‘润’了。”亚飞说，“回澳洲。走之前我们还会去几个城市巡演。”

于是，成立不到两年的ppt濒临解散。不过，分分合合是乐队常态，更是人生常态。人来来往往，时间最终会筛选出那些足够坚定的音乐梦想。

03
你相信光吗？

酒神精神，常被用来理解人类那难以捉摸的创作冲动。

在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掌握了自然的秘密。他四处流浪，教会人们用葡萄酿酒，所到之处永远有音乐和狂欢。在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中，狄俄尼索斯是永远的另类，代表着自由、迷醉、欢乐和极度绚烂的生命状态，他的疯狂中也暗含着强大的破坏性力量。

酒神的身影在昆明的音乐世界上空飘来飘去——如果你不信神明，至少能闻到酒精的味道在头顶飘。

ppt乐队的主唱甘泉还是一个专业画师，酷爱喝酒。他本该在我采访ppt乐队的时候出现，但喝了酒睡过头了，到了晚上才姗姗来迟。我笑说：“倒也是艺术家的常态。”不过所有人都为他解释：“甘泉很靠谱的，这次是意外事件。”（图/甘泉）

如同时间赋予酒更丰富的滋味，多年沉淀后，更多元的新生代音乐人正在涌现，改写着昆明这座“重型音乐之都”的面貌。例如全部由女性创作者组成的南方酸性咪咪和脱兔run!rabbit run!，就用灵动的声音，在听众耳朵里扇起萤火虫的翅膀。

脱兔run!rabbit run!得名于日本画家西野阳一（nishino yoichi）的一幅画，“月亮下是波涛汹涌的河水，一只白兔正越过一群血口大开的鳄鱼。我们也怀揣着这股力量做着各种各样的尝试，温柔又严厉地向这个世界宣战！”成员关关和小胡这样介绍自己的音乐。（图/杨帆 摄）

10年前，施施、一笑和魏琳一起创立了南方酸性咪咪。三个女生一人想了一个词，凑成了这个有些奇怪又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名字。

那时候，施施开了一家卖衣服、饰品和饮料甜点的百货小店。她每天在店里面待着，却没有认真做生意，有客人进来她也懒得抬眼看。一笑跟魏琳得空了就去店里面找她，三个人打开电脑，一起听音乐。

小店渐渐成了她们的工作室。当时，她们只有一个midi键盘、一个尤克里里和一个口风琴，一起自学自练，玩着玩着就做了十来首歌。后来，她们把歌发上了豆瓣。

“当时只是发着玩，歌的质量也不是很好，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那些粗糙的音色还挺有独立精神的。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都不会想那么多，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一是为了好玩，打发时间；二是这个事能让我们三个待在一起。”

她们在共同成长中建立起默契。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魏琳说她们像原始人画画，有好多不确定的东西。即便面对乐器，也不知道拧某个扭会发出什么声音。而如今，她们确定的东西越来越多——对编曲的确定、对音色的确定、对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确定。

她们用音乐和友谊去趋近永恒，把高光时刻留给未来。“一头白发在舞台上面演出，应该挺帅的。”魏琳说。

“我们之间的感情才是最值得骄傲的作品——矛盾又依依不舍。其实，有时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不要问我们今后的计划，也不要问我们到底是乐队还是组合——我们也不是领舞队，一切都理所当然地发生着。”——南方酸性咪咪（图/蔡辉 摄）

一笑1990年生，15岁时，因为听说驼峰客栈外国人多，她被同学拉去那儿练英语。那天晚上，她遇上了展长松的乐队演出。摇滚乐的感染力、乐队人炫酷的打扮，给这个中学女孩带来颠覆性的冲击。她发现，原来除了去上学和上班之外，还有另一种生活方式。

音乐在城市里以不经意的方式流传。展长松也没有离开音乐行业，他现在是昆明modernsky lab的店长。（图/作者 摄）

但有音乐、无产业，是这里长久以来的状况。这些年，留在昆明的老外除了自己创业，就只有做英语外教这一条路——20年前，他们甚至连外教都没得做。

昆明前电台dj、白兔唱片创始人曾克认为，昆明不可能成为音乐产业发达的城市，而只能是向外输出优质音乐人的原产地。

“音乐是高度全球化的产业，需要借助专业、大型的唱片机构和制作人，绝对不能局限于本土，而这些只有大城市能满足。就像昆明的菌一样，松茸到了日本才被卖出高价。昆明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以及优于很多城市的音乐审美出现，但是他们需要现代工业来雕琢。” 曾克说。

曾克在他和何西创立的白兔站。（图/作者 摄）

ppt乐队的鼓手老杜告诉我，他的朋友为了做音乐，平时不得不送外卖谋生，“台上大明星风范那么足，下台却在送外卖。”

但livehouse等演出场地的场租越来越高，有机会上台表演已经值得庆幸。有的时候，一场巡演收回来的门票钱，还不够涵盖出去一趟的交通费和住宿费。

文化产业高歌猛进，扶持政策层出不穷，音乐人的生活方式成为城市流行符号，但用爱发电、为钱所困，才是他们的日常。

舞台上的本能实业乐队。（图/新浪微博@本能實業）

对于年轻的音乐人来说，昆明的音乐氛围很难为他们提供任何切实的温暖，小范围的抱团取暖既是心灵需求，也是少数群体的生存策略。

像一笑年少时的那种奇遇，更像是流星划过的那一瞬，他们正好抬起了头，从而凭借着这点儿零星的光亮，摸索着走上了一条人迹罕至的路。

04
春天永不消逝

四季如春的春城昆明，浑身上下洋溢着天真而蓬勃的气息。如果对应到人类的生命历程，那就是生命从萌芽到出生、再到童年的阶段。

在生命之初，听觉几乎是人类最重要的感官。我们漂浮在母体黑暗的水世界中，母亲的呼吸、心跳和肠鸣，组成了我们最初听到的音乐。

音乐之于昆明，几乎是一股贯穿其城市史的生命力。

抗日战争期间，古琴家查阜西、琵琶家曹安和、昆曲家张充和等一众音乐家客居昆明，时不时聚在滇池之滨，朝夕晤对，低唱浅酌。后来，依托云南丰富的民族资源和高校的人类学积淀，一代代音乐研究者在田野间收集来各民族的古老史诗和歌谣。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生于昆明，去世后被安葬在昆明西山。图为西山森林公园里的聂耳墓。（图/视觉中国）

到了1993年，云南省音乐培训中心成立，此时海外流行音乐浪潮正汹涌，摇滚之风席卷了昆明，催生出大批质量在线的乐队，让这座城市坐实了“重型音乐之都”的名号。

与此同时，外国旅行者带来异域的音乐元素，南国境线长大的音乐人顺着纬线寻找灵感，终于在牙买加的雷鬼乐中听到了熟悉的节奏，触类旁通的“云南雷鬼”渐渐征服了新生代听众的耳朵。

如今，旧的风格仍在延续，电子、嘻哈等新潮流汹涌而至，其中更不乏女性创作者的表达，颇让人眼前一亮。

说唱团队滇声气的成员脏脏。（新浪微博@滇聲氣）

这些年，音乐真实地改变了一些人。

昆明404 not found酒吧老板大东一头长发，他说自己以前不好好学习，喜欢古惑仔那一套，整天就想着混社会、跟人打架，好在其他学生面前看起来很拽。

和很多青春期男孩一样，他最开始玩音乐也是为了耍酷，“弹吉他好泡妞”。

“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学习巨好的杂x，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只要他一弹琴，就有一堆小姑娘围着他。我觉得太愤怒了，为什么我这么酷，没有人围着我？所以，我近乎于强迫地让我爹给我买了一把吉他，结果后来跟女朋友吵架，我就把琴给砸了。太傻x了。我爹也对我很失望，花200块钱买的琴，一个星期你就给砸了。”说起这段经历，大东笑了起来。

“如果不是摇滚乐的话，我现在可能就是一个纯傻x，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挣钱。摇滚乐让我觉得，我还可以追求点别的东西。如果没有精神上的东西，那就太惨了。”大东说。

音乐总会在不同的人身上找到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当杂念被时间洗净，大东逐渐听到音乐本身的魅力。现在，他的404 not found酒吧已经成为昆明年轻人的音乐据点之一。

前乐队人三彬的闲客酒吧也是昆明乐迷常去的地方。

（图/三彬 摄）

昆明的音乐空间与其他亚文化聚集地一样，为那些不愿在时代洪流中被他人定义的年轻人提供了心灵庇护。对于他们来说，玩音乐不是理想，而是生活。他们生活的方式，就是他们对抗世俗的方式。

近年来，《乐队的夏天》等综艺节目积极助推摇滚乐队走上商业化路线，但云南的乐队还是保存了一些地下精神。无论乐队是否与厂牌、经纪公司签约，商业因素都暂时没有影响他们的创作自由。当被问及未来会不会考虑上综艺时，kawa乐队的成员们纷纷流露出谨慎甚至抗拒的神情。

“上了综艺有了名气，演出票价也会变得更贵，以前的歌迷就买不起票了。我们对物质没有那么大的欲望。”老憨说。

但身在其中的人也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对抗在很多时候或许都是徒劳。除了创作上的各种限制、演出行业复杂的报批流程外，还有资本布下的天罗地网，准备好收编每一种文化潮流，用消费行为消解意义。更何况，音乐人躁动的青春期格外漫长，命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动充满了不确定性。

好在，昆明是一个风吹来一粒种子马上就能生根发芽的地方。这里有永恒的春天，足以让生命在狭小的空间里野蛮生长。

和昆明的音乐人接触的那些天里，时间流逝的速度和音乐一样时快时慢。我想，相比起严密的逻辑，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节奏。

夜晚的404 not found酒吧。（图/受访者供图）

离开前，我在404 not found酒吧门口坐到深夜。大东又组了一个乐队，正在构思新乐队的名字；出门遛弯的rootless乐队正琢磨编曲的细节，他们准备在几天后发布自己的首张专辑。

月光下，夜风凉爽，总有新的音乐正在滋生。

校对：杨潮，运营：嘻嘻，排版：熊梓瑜
参考资料
1.昆明：歌舞厅上盛开的重型之都，孙骁，街声
2.翠湖心影，汪曾祺
3.昆明记：我的故乡，我的城市，于坚，重庆大学出版社
4.菌中毒，聂荣庆，中信出版集团
5.亚文化：风格的意义，迪克·赫伯迪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视听：幻觉的构建，米歇尔･希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7.民族音乐在云南：流动的根源与世界的音乐，荆棘原10号
8.昆明往事，杨杨，花城出版社
9.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查阜西与张充和，严晓星，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