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杂志的死与生-k8凯发天生赢家

先看一组数据：2011年3月初，由安妮宝贝主编的文学杂志《大方》正式上架，对外宣称首期发行量高达100万册。同期，郭敬明旗下由笛安主编的《文艺风赏》和落落主编的《文艺风象》的合刊《文艺风》创刊，首期发行量一周达到18万册。据说这个数字超越了《收获》、《当代》等数家传统杂志的月销量总和。2011年4月1日，欧宁主创的《天南》在发行量上低估了市场预期，上市一周便在各地传出断货消息，快马加印。而去年，韩寒的《独唱团》首印50万册，全国总发行量近百万册。2006年创刊的《最小说》，也因为郭敬明三个字，至今仍保持着每本销量约50万册的成绩。

安妮宝贝声称，她的《大方》要与这个“快节奏、短信息的时代拉开距离”；而欧宁则选择让《天南》在当下“担当起更多的社会功能”，虽然这几种杂志从外到内都充分显示与文学“老刊”们的不一样，但所有这些都只是一种进入我们这个时代的姿态。

韩寒的《独唱团》是去年的一大文化事件。它像一个在全国直播中诞生的婴儿，却只哭了一声就夭折了。“我为《独唱团》惋惜，我不太了解那本杂志。”这话只有从郭敬明口中说出来才算是新闻。2010年年底，郭敬明携笛安和落落推出杂志《文艺风》。长江文艺出版社在为此召开的发布会上宣称，该刊月销量“超过了《当代》、《收获》等七八家大型杂志的月销量总和”。

到了今年，《大方》、《天南》等杂志又开始走红。“这不是复兴，这是一种消费。”这是欧宁对《天南》目前热受追捧的基本看法。“我的直觉是文学会重新成为一个消费产品。未来五年内甚至诗歌也会很热门，诗集会流行起来。但是那并不是对于文化本身的注视，而是把它当成一种象征来消费。”

在这个看新闻有微博，杀时间有肥皂剧，学文化有《百家讲坛》，洗脑有院线大片、泡妞有qq、msn、开心网的年代，文学杂志能作为时尚象征被消费，不仅理所当然，而且可喜可贺。

但实际上，不管在什么时代，文学消费的主体从来都不是文学本身。早在1936年，储安平就在《文学时代》的停刊告辞中慨叹：“这年头，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真是没法维持的。”而上世纪90年代文学热的降温，也不过是“让文学回归了它本来的位置”。对于文学杂志而言，如果说在上世纪30年代被消费的主要是“政治荷尔蒙”，80年代主要是“次媒体”价值，那么现在的“文学”尚未建立起消费主义视角下的符号号召。

尽管这几年不断有人指出“纯文学的读者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但人们在简历的兴趣爱好一栏，填写最多的还是音乐、旅游、购物甚至睡觉、发呆……如果非要填上，那么更多人会填上“文字”，而不是“文学”。

《天南》、《大方》、《文艺风象》、《文艺风赏》、《鲤》、《最小说》等无一不坚称自己文学刊物的属性，而同时又没有一个大剌剌地拿“文学”二字用作刊名。这其中除了特意保持与传统杂志的区分度以外，或许也难免有些不便言说的羞涩。

也许一切还要再等一等。也不用动不动就拿法国的《文学杂志》（le magazine litteraire）、伦敦的《格兰塔》（granta）来类比。听听德国的《文学》（literatruren）怎么说：“因为杂志比较贵，我们主要还是面对中产阶级。他们会在一场歌剧的中场休息时，端起一杯红酒谈论最近什么书好看。如果什么都不知道，场面就难堪了。”主编对这本杂志的定位，就是充当“教你如何谈论一本你没读过的书”之角色。

另一边，我们也肯定真正的“文学消费者”或“文学消化者”一直存在，并将生生不息。他们永远比“粉丝”们更含蓄、更暧昧，也更一成不变。《收获》、《人民文学》等传统文学刊物的发行数字背后，是固定读者群很难撼动的文学诉求和阅读习惯。这部分人群也有可能分出关注施以新兴文学读物——前提是那些作品说话，并告诉他们“我们是纯文学”。对他们而言，“文学热”从来是个假命题，只有媒介承载形式的不同。

金融危机在美国弄倒了一批大牌期刊，但文学杂志却有逆流而上的势头。苏联解体后，《莫斯科》、《青春》、《文学学习》等主流文学杂志都依旧存活，水准并不减当年。受影响的倒是美国的《党派评论》，这本诞生于大萧条时期的文化和政治杂志，一直是美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论坛，作家兼批评家乔治?奥威尔、诗人罗伯特?洛厄尔、作家玛丽?麦卡锡、小说家索尔?贝娄、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等等都曾定期为杂志供稿。但因为杂志始终具有浓厚的反斯大林色彩，终于在2003年寂寞地“被自己的成功所杀”。

有意思的类比是，我们身边诞生了9年的思想人文杂志《soho小报》，出生不久便脱离了地产企业内刊的固定形态，反而以一本传输人文新思潮的品质读物的身份，赢得一致好口碑。但在去年年底，因为种种原因，《soho小报》宣告停刊。今年3月，原班人马以《信睿》重生，其全新的英文名字 thinker也许明示，刊物以更加坚持的姿态，直指当下的“思想消费”市场。

这是一个最工具理性的时代，也是一个最不缺乏崇拜的时代。《天南》、《大方》、《独唱团》能像威廉王子一样从出生就拥有大批粉丝，如果说是一种幸运的话，也只是因为它们做了在这个时代应该做的：进入消费之中。让路演宣传和网路造势来得更猛烈些吧。最好的结果可能是：读者和粉丝都将能够以各自的取向消费它们。

我们甚至有理由期待下一次“文学杂志热”的到来，只是别再拿“文学复兴”当真了。

文学杂志的三个时代

中国文学杂志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是上世纪30年代。

时光倒推，民国时期的杂志史是一本厚厚的生死薄。那些年，几乎每月都有文学杂志创刊，也必有同类刊物停刊。对现代文学史影响重大的《语丝》、《新月》、《萌芽》、《北斗》、《文学》、《太白》、《文学杂志》、《万象》、《杂志》等等，存活期通常最多都不过五六年。

更多的刊物则以一年为周期生死更替。死法各异：有查禁死、自杀死、见光死、内讧死，集体死、意外死、安乐死等等。但是死得快，生得更多，各种刊物出生入死，死而复生，飞蛾扑火，热闹非凡。

仅1933年上海一地，就出版杂志200多种。1933—1934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杂志年”，“杂志年”三字出自茅盾的一篇批判文章，得到认可，是因为大家都对当时的混乱局面不满。谁也想不到这就是最后的狂欢，文学杂志的自由时代即将一去不返。

“文人办刊”是中国文学杂志“黄金时代”的一大特色，当年略有声名的文人都办过几本杂志。郭沫若办《创造季刊》时29岁，陈西滢办《现代评论》时28岁，施蛰存27岁办《现代》，茅盾25岁任《小说月报》编务，朱自清24岁编《诗》月刊，冯至办《沉钟》时刚21岁……鲁迅“入行”算晚，但是后来居上，去世前的十年里办了大小近十个刊物，热情几乎到达“偏执”程度。

看今天的安妮宝贝的《大方》，如果创刊号中村上春树、黄碧云、贾樟柯，外加周作人这些名字同时出现，已经让你感到有点眩晕，那么翻翻1937年“京派”的《文学杂志》第一期的目录，不知道会是什么感觉。这期作者有胡适、叶公超、周作人、沈从文、老舍、钱锺书、杨绛、戴望舒、卞之琳、朱光潜、杨振声、陈西滢、李健吾、林徽因、废名、周旭良……钱锺书、周作人的文章都排在倒数几篇——现在看来这简直太奢侈了。

接下来就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这个白银时代，曾有过文学杂志动辄100多万销量的传说。《收获》发行量激增时，主编巴金主动提出要求降低发行量，理由是：这个现象不正常。

当年阅读文学杂志的确蔚然成风，一本《十月》或者《当代》往往在学校宿舍里传播，也会在理发店、医院病房、工厂车间、商店柜台之间流转。二十年后再相会，白银时代已恍如隔世。文学潮在上世纪90年代退潮，把上百本文学杂志留在了沙滩上，等待市场的无情冲刷，用现在的说法是——“文学回到了它自己的位置。”

上世纪80年代初，诗刊《今天》一度卖到几十万份的销量。但是今天，“你不能去问一个诗歌期刊的主编，他的杂志发行有多少册，这就像问一个女人她的年龄一样”。——《星星》诗刊主编梁平曾如是戏说。

20世纪的最后几年，人们嗅到了文学杂志的末世味道。1996年，《人民文学》的发行量达到了历史最低的1.7万份，与十年前差了两个数量级。1998年初，《昆仑》停刊，同年6月《漓江》停刊，12月《小说》停刊——时称“天鹅之死”。这一比喻在今天感受起来，还颇具80年代的叙事情怀。

“偌大一个××省（市），竟养不活一家文学期刊？”这话领导们不爱听。某种程度上，文学杂志成了市场的弃妇，却依旧是体制的禁脔。昙花一现的《独唱团》，以及前两年出现的《岛》（郭敬明办）和《鲤》（张悦然办），都在以书号打擦边球。

想出的出不去，想进的难进来，这格局越来越像围城了。年复一年，文学期刊既不在沉默中爆发，也不在沉默中灭亡，它们就只是沉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