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保洁员母亲，人生中没有“退休”二字-k8凯发天生赢家

作者 | 花瓢白
编辑 | 腾宇
题图 | 饼干

2020年，52岁的春香在陕西老家失业了。她打了一辈子的零工，突然的闲暇让她无所适从，频频在和女儿的通话中表达焦虑。

女儿张小满是一名刚从媒体转行的大厂人，为了说服母亲出来散散心，她提议说“我帮你找份工作”。她知道，只有这个理由能让母亲出行。在深圳工作多年，她都未能让母亲来看她，每次都被回绝说“怕花钱”。

张小满也几乎习惯了这种分离状态。她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离家上寄宿学校，因为母亲在各地辗转打工，在矾矿上当过大锅厨师、滚过“球子”（处理矿土的一道工序），在老家村里打过连翘，也去灞桥盖过房子……

只有在过年时，母女俩才能匆匆见上几天。但北方的春节又是闹哄哄的，每天都在走亲戚，两人很难坐下来促膝长谈。“我很少有机会去了解妈妈在打工生涯中，她的生命是怎样的。我对她的印象停留在想象中的人物，就是一个‘妈妈’，一个标签式的人物。”张小满说。

因此，在2020年的秋天，张小满借着“找工作”的名义，把父母接到了深圳一个36平方米的两室一厅里同住。

张小满本来只是打算让父母来深圳玩半个月，看看女儿生活的城市是怎样的，没想到春香极其重视“找工作”这个承诺，收拾了大袋的行李南下，甚至还包括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工作的时候穿。

一开始，张小满以为母亲很快就会打退堂鼓，但是母亲没有，而是以破釜沉舟之势“面试”到底。哪怕中途遇到波折，她也很快就能换到下一份，最终成功应聘，就此在深圳扎根了下来。

张小满的生活因此发生了剧变，从原本和丈夫的二人世界变成四口之家。她低估了母亲不想退休的决心，也低估了两代人同在屋檐下的难度——比起想象中的天伦之乐，生活中的摩擦让母女俩像炸毛的狮子，比如春香总爱捡“垃圾”回来塞满床底，批判女儿的穿衣风格和生活习惯，质疑她为什么养猫而不养孩子……

她们互不退让，势均力敌，用春香训女儿的话来说，“都是一身硬骨头的那种人”。在这当中，受到困扰的不只是在情绪漩涡中的两人，还有作为旁观者的丈夫和父亲。

在丈夫饼干看来，丈母娘和妻子之间是一种“高分贝、高能量，表面紧张激烈、如火山般一触即发，内里又互相高度依赖乃至依恋的母女关系”。每次吵架，他听得最多的就是丈母娘那句——“我难道在老家没有家？我要赖在你这里？”

吵完之后，春香就会让女儿给她买车票回老家，只是最后都会不了了之。

但让张小满意外的是，她和母亲的和解，是从她进入保洁员的世界开始的——藉由母亲的工作，她无意中窥见了这个身处缝隙的庞大群体，个中有一代中老年女性的奋斗史，也有个人生活的悲剧史。

她慢慢走到了她们中间，走进了母亲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并把这段经历写成了《我的母亲做保洁》一书。

这个冬天，我在深圳见到了已经同住三年的小满一家。母女俩都是表达欲很强的人，语速极快像连珠炮弹，聊天时会互相打岔，边“奚落”对方边发出铃铛般响亮的笑声。

阿姨执着地用陕南方言输出，也不管我听不听得懂、女儿的翻译跟不跟得上，于是常常被张小满急切打断：“你让我来讲！记者没有听懂你的。”

这明朗又坦率的两个人，向我展开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深圳折叠”，还有中国打工女性的两种典型样本。

如果不是母亲突然成为保洁员，张小满可能永远不会知道阿姨们有多恨奶茶。

春香被奶茶气得偷偷哭过好几次。它总是湿淋淋、黏糊糊的，一旦粘到垃圾桶的纸上、塑料上就极难清洁，可极少人会从“处理的麻烦程度”来考虑自己如何扔垃圾。

她每天都要在垃圾桶里处理奶茶，但没有一杯是真正喝完的，很多人还会把杯子倒扣着扔进去，任凭奶茶流一地。无数次，春香需要用手去把杯子扶正，拿起来放在水龙头下冲洗干净，给垃圾桶换上干净的塑料袋，把洒到的地方用抹布擦干净。

她不理解这个极致的消费社会，总是很气，奶茶这么贵，年轻人又为何这般浪费？她一辈子没喝过奶茶，却要在垃圾桶旁日复一日地处理它。

做保洁还让春香频频在厕所遭遇尴尬时刻。很多公司为了省工钱，会要求阿姨同时打扫男厕所和女厕所，但很多男性会对“正在清理”的黄色挡板视而不见，直接站在小便池前就开始解裤子，把阿姨吓得够呛。

春香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觉得“太不文明了”，只能在对方尚未正式开始之前，撤出洗手间。她和一些阿姨也会跟主管说“不要打扫男厕所”，但通常保洁公司不会愿意再聘请一个大叔，再掏一份工资。

因为不可能让大叔打扫女厕所，所以就让阿姨打扫男厕所。在张小满看来，这上面有很严重的性别上的区别对待。当一位女性到了五六十岁，就仿佛失去了性别，谁会真的在乎一个正在打扫的尴尬的老年女性？

春香总习惯贬低自己，说这是“下等工作”。但她又常常觉得自己是“享福的”，因为不用像其他保洁员那样挤在宿舍里。张小满去看过这种所谓的“员工宿舍”，是那种老破小区里六七十平方米的房子，连客厅也摆满了架子床，男女混杂，一间房可以住进十七八个人。

但很多保洁员不太在乎，因为他们常常是连上16个小时的班，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半才到宿舍，基本上就是只在床板上躺一下。

在疫情期间，保洁员在不平等结构下所承受的不公也越发显露。张小满发现，在那段时间，很多公司为了让保洁员继续工作，避免流动，要求他们统一将铺盖、换洗衣服、锅碗瓢盆等从宿舍带到写字楼的地下车库，打地铺过夜。

车库没有空调，楼顶全是一天吵到晚的通风机，噪音非常大，无法想象如何入睡。

很多公司并非强制性的，但很多人仍然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白天起来上班，晚上睡在车库的地板上，24小时都在楼里——因为他们觉得与其被封在宿舍，还不如多拿几个星期的工资。

春香也想继续赚钱，张小满不让，让她回家待着。

张小满觉得，疫情让保洁员这种维持社会运转的基础性工作越发显得不可或缺，因为如果他们一天不上班，写字楼的垃圾就堆成山。但用美国社会学家格雷伯的话来说，母亲和她工友们所做的工作属于“狗屎工作”，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收入低，工作环境糟糕。

春香曾想过转行去做保姆，但一面试就失败了，因为她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骑自行车去买菜。

她也曾试图去做58同城那种上门做卫生的钟点工，但是她识字不多，看不懂路牌，学不会导航，无法自主搭乘深圳各种复杂的公共交通工具，只能作罢。

每当这种时候，她都会一遍遍感叹：如果天下有后悔药，她小时候一定去念书。

虽然无力改变什么，但春香从不放弃与不合理的事情抗争。张小满记得，母亲以前在矿山工作，讨薪的时候就坐在马路上把老板的车拦住，拿不到工钱坚决不走，“我妈在职场上比我勇敢多了，她都是靠着生命那种很强的韧性去争取自己的权益。”

因此，春香在当保洁员时很少唯唯诺诺，遇到领导催促或对她的工作指手画脚，她就会不卑不亢地回应：

“我还在上面，要一层层地做，我又没长翅膀，能马上飞下去。

“赶快去做得有一个过程，我要用腿走路，我又不是孙悟空会变分身，一飞就能飞下去。”

她还会帮其他阿姨表达不公平。有一次，一位性格懦弱的阿姨被租户投诉说厕所“有尿骚味”，但味道是从地漏里渗上来的，没有清洁剂无法去除。春香看不过眼，就在有领导的工作群里发了一连串的语音：

“你说楼下商场的洗手间是香的，也不看看别人用的什么材料。”

“那里还配有香薰蜡烛，你这给了什么？”

她不管自己的方言别人听不听得懂，直截了当地表达意见，也不担心主管会不会给她“穿小鞋”，觉得被解雇了就继续在下一个写字楼找工作。

群里很快就没人吭声了，阿姨后来也没被罚钱。张小满很佩服母亲这一点。她知道，母亲整个生命的前半段一直都是这样靠“争”走到现在，不但没有被资本、城市的一套东西规训，还把农村那一套生命经验平移到了她的保洁职场。

但是张小满也知道，保洁员们的抗争常常是无效的。它可能是最底层的螺丝钉，更容易让人异化和工具化，一些环卫工身上甚至携带着一个长方形的黑色定位器，长时间不移动会发出提醒，就是为了防止偷懒。

而且，保洁员永远可以有新人顶上，所以对于每一个阿姨而言，这份工作都是摇摇欲坠的，随时可能被解雇。

张小满常常从妈妈的唠叨中，得知保洁员们会因为各种荒谬的原因被开除：有的是把电饭锅插头插在了一家公司门口的插板上，有的是和业主吵架，有的只是因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拉了一个晾衣绳。

但偏偏这样一份极致压榨个人时间的重复性工作，是ai暂时还取代不了的工作。美国作家埃亚勒·普雷斯在《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一书中提出，很多隐形劳工是被遗忘的百分之一，却承担了社会百分之百的肮脏工作。

特别是自新冠大流行以来，拥有更多特权、可以奢侈地居家办公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超市收银员、送货司机、仓库管理员等数以百万的低薪工人。

“他们的工作被认为过于关键，根本不能喊停……但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工人依然无法享受医疗保健和带薪病假，即使必须承担接触潜在致命病毒的风险，也无法获得个人防护装备。”

在深圳这样一个以干净和便利为标签的大型都市，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人在维持它的日常运转？每当有一个人进入厕所，就有一次弄脏的几率，那保洁阿姨得保持怎样的频率，才能让它随时随地看起来洁净如新？

让张小满欣慰的是，因为做保洁，母亲结识了很多同在城市里漂泊的异乡人，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外部世界。

在深圳工作仅仅半年，春香就以社牛体质跟很多保洁员成为了朋友。在街上碰到她们，春香隔着10米远就大声打招呼，然后开始拥抱，还会被不由分说地拉着去参观对方的出租屋。

张小满有时候会在周末帮妈妈一起打扫卫生，也由此触碰到一个过去从无交集的农村女性群体。

超级商场，保洁阿姨开着扫地车经过广告牌，舞蹈演员的手臂像阿姨的翅膀。（图/饼干 摄）

在过去，她从没想过一些保洁员为何刷马桶时都在唱歌，来自湖北黄冈的木兰阿姨告诉她，自己年轻时在村里的宣传队，婚丧嫁娶都会邀请她去，最爱唱的是《太阳出来照四方》《浏阳河》和《赤脚医生向阳花》。

她也从没想过写字楼大堂那些由几万颗水晶石串起来的“水晶树”，为何永远是亮晶晶的，闪烁着富丽堂皇的光芒。直到四川南充的芙蓉阿姨告诉她，为了让这几万颗珠子更亮，她和另一位阿姨需要用毛巾一粒粒擦拭，整整擦了两天。

最颠覆她刻板印象的是在垃圾房的雨虹阿姨。这位来自安徽淮北的阿姨已经58岁了，每天的工作是把垃圾桶里的塑料、纸壳、泡沫、铁制品等废品分出来。她个子很瘦小，不到一米六，只有86斤，张小满却常常在路上碰到她开着三轮车、载着高过头顶的垃圾飞驰。

春香一度觉得雨虹阿姨很可怜，“整天在垃圾堆里面”，直到有一天她得知，雨虹阿姨在一个韩国人家当了近20年保姆，能说一口流利的韩语，写一手漂亮的韩国字，整个眼神都亮了，对人家佩服得五体投地，还开玩笑说：“嫂子，你教我学学韩语！”

熟络之后，春香每次经过垃圾房都跟雨虹阿姨打招呼。受她的影响，春香更加认真地学写字、看书。在张小满家里，我还看到了好几样雨虹阿姨送的东西，比如好看的废弃花瓶、还活着的绿植、一套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福娃。她们也送雨虹阿姨好吃的糖果、饼干。

春香很喜欢，用它们布置女儿的家，还把原来奄奄一息的绿植都养活了。

这些情谊在深圳这个坚硬的钢筋丛林中就像涓涓细流，让春香的生活充盈起来，也抵消了许多工作上的烦扰。她没有在适应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而是把乡土社会的相处模式平移到了深圳土地上。

这也是基于深圳特殊的城市气质。虽然它是一个效率导向的地方，但打工人来自五湖四海，都讲普通话，没有很强的“地域性”，人与人之间的包容度相对高。

这是春香自己打开的新世界，也是她带给女儿的新世界。

在深圳三年，春香的保洁工作从超级市场换到政府大楼，之后又换到高级写字楼。她游走在各式各样的办公场所，对城市的上班族有了一层新认知，在日常唠嗑中已经能熟练使用“大厂”一词。

“年轻人一天到晚都‘钻’到电脑里面。有时候给办公室拖地，一些人就说他的座位不用拖了，因为忙得没时间起身。”春香说。她和女儿一样有敏锐的观察力，不断对我感叹“年轻人真难”。

春香还从许多细微之处，窥见当代女性职场的困境。有时候，她会遇到一些刚休完产假来上班的新手妈妈，每天中午会让公公婆婆把孩子抱到写字楼楼下，方便她们及时给孩子哺乳。很多大厦也没有设置母婴室，哺乳就只能在厕所进行。

她还很心疼一些感觉快临盆的女性，腿都肿了还在坚持上班，“看着就很危险，很吓人”。

她也和一些打工的女孩保持着秘而不宣的秘密。有一段时间，春香总在厕所碰见一位不停干咳的潮汕女孩，她问女孩是不是感冒了，女孩悄悄告诉她是怀孕了，公司还没有一个人知道。

可能就是在这些观察中，春香开始转身理解女儿。刚来深圳的时候，春香不懂为什么写字楼里怀孕的年轻女性那么少，对女儿迟迟不要孩子表示不解，直到她目睹这一切，看到了焦虑的女性打工者如何艰难地平衡事业和家庭。

小满和春香看海。（图/饼干 摄）

春香过去总对女儿说，女的是“菜籽命”，撒到肥地里就长成卷心菜，撒到贫地里就长成黄菜苗。

这一充满悲悯的表述，在她们老家流传很多辈了。“人种菜的时候菜籽是随便撒的，蹦到哪里就是哪里，它是很随机的。所以就觉得（女性）有点像菜籽一样，在被撒的时候，命运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在农村老家，很多女性的一生都是随波逐流，个人意志难以左右。包括春香自己，在张小满的记忆中，母亲在过去漫长的几十年里总抱怨自己的婚姻，因为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婚嫁的，两人都用自己一辈子的幸福赌上哥哥的幸福。

“那阿姨觉得您的女儿也是菜籽命吗？”我问。张小满自小学习勤勉，考上大学，工作后又顺利转型进入大厂。在她自己看来，已经是一条比较幸运的路。

“她当然是菜籽命，出生在北京广州这种大城市的才不是菜籽命。”春香答。

张小满发现，自从母亲当上保洁员后，母女俩之间多了一层职场人对职场人的关系。两人因此有了深入的交流，“我们工作上有很多相通的东西。比如我在大厂跟我妈在做保洁，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用时间换钱。”

但是，母亲好像一辈子都不打算退休。她坚决要打工挣钱，特别在得知深圳的房子“像黄金一样”之后。她觉得即便女儿和儿子都已经在大城市就业，但只要他们还没生孩子，生活还没真正安定，这些责任就该摊到父母头上。

这种匮乏感，来自家庭持续穷困的惯性。张小满小时候，家里几乎是村里最穷的，爷爷早逝，奶奶不能掌事，没有可以支撑这个家庭的长辈。因此，春香夫妇只能到处打工，又总被各种不可抗力打断，就像张小满在书中写的：无法做长期规划，总是临时决定，被动选择，没有告别就突然出发，突然归家。

步入晚年后，尽管春香的丈夫早就超过了60岁，但农村的养老金只有110元。一年1320块，连负担他从西安往返深圳的高铁票都不够，“微小得如同大海里的一滴水。”张小满说。

母亲的晚年大抵也如此。所以，她会不知疲倦地打工，有假也不肯休。在小满的丈夫饼干看来，这几乎是一种强迫症，比如在过年时，春香不愿休息，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导致左腿滑膜炎发作，痛到动不了。

还有一次，小满夫妇要带她去体检，让她休息半天。结果春香舍不得请假，凌晨5点多出去把该干的活干了，然后7点多赶去体检，11点结束后又跑回公司打卡。

小满为此跟她大吵了一架，但依然无法改变春香的惯性。春香的生活也极度节省，拒绝出去旅游，轻易不回老家，因为都要花钱，而且还可能把保洁工作弄丢。

每当儿女跟她说“没必要”时，她就会把“八十岁老头砍黄蒿，一日不死要柴烧”挂嘴边，说自己才50多岁，同龄的很多保洁员都干好几份工作，她们有些骨头都坏死了，还有滑膜炎、肩周炎等慢性病，但人家也还在继续干。她似乎永远只会向下比较。

深圳的“搞钱”氛围，也许刚好满足了春香这种长年累月的匮乏感。但如果说春香未来有可能停止打工，应该就是给儿女带孩子的时候。尽管，带孩子也是一份全职工作。

她会觉得，这是在为女儿省下月嫂和保姆的钱。“她不会让我不工作，她说女儿一定要工作，永远都要工作。挣钱就是她的信仰。”张小满笑道。

这是母亲的下一步规划，带着一种为下一代牺牲和付出的强烈期望，尽管这事连影儿都没有。

张小满想，他们可能是最后一代会这样想的人。

回想起最开始书写时，张小满是奔着缓和紧张的母女关系去的。但真正落笔后，她发现母亲这段打工经历，本身就是对城市那一套高速运转系统的对抗，也戳破了大厂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坚硬的东西。进入母亲的工作现场，让她找到一些具体的意义。

得知拿到出版合同，出书成为一种有极大确定性的可能后，春香热情充沛地协助女儿完成这个写作计划，就像一个项目经理。有时候女儿下班回来太累了，在沙发上躺平，春香就拉她起来，让她赶紧把今日的见闻记下。她更加积极地引领女儿进入保洁工作现场，为女儿牵线，和保洁员们打交道。

最初的矛盾也在一点点瓦解。张小满越发觉得，一家人在一起，所有情绪都是可以舒展开的，不用像在职场上一样表演，争吵有时候也是爱的一种表现。

而且，比如像外婆自杀这件悲伤的往事，两人都可以用很日常的语气摊开说了。以前，母亲一直把这件事隐藏在心底，有很深的哀痛。

张小满写了三年，也跟母亲聊了三年。但在《我的母亲做保洁》出版后，一些读者质疑，为何家里的父亲和丈夫似乎都隐形了。争吵的是母女，倾诉的也是母女，仿佛家庭矛盾中只有女性。

但当我在张小满家中见到这两个男人的时候就明白，他们非但不是隐形人，而是刚好和母女分别嵌合的“另一半圆”。

他们性情温和，说话慢条斯理，和母女俩形成鲜明对比。在过去三年里，这两个男人毫无怨言地承担起了更多家庭琐事，比如做饭、洗衣和喂猫——只是为了让张小满有更多空间来写作。

小满和父亲在深圳。（图/饼干 摄）

丈夫饼干以前是一位文字编辑，帮忙看了文稿，还常常陪妻子一起去帮丈母娘打扫卫生。

63岁的父亲，其实也是深圳的一位保洁员，在一个豪宅小区做保洁。我们见面的那个下午，他刚从外面捡了一套白色的散装架子回家，张小满看见后大呼：“又捡垃圾回来哦！”

“是晾衣架。”他反驳道。

他和自己的妻子春香一样，喜欢捡废品，喜欢赚钱和攒钱。他打起工来甚至更狠，整个2023年都极少休息，每天8小时守着一栋楼过活，清扫那栋18层豪宅的走廊、楼梯道、负一楼的架空层和洗手间。

虽然他总惦记着老家的房子是不是漏雨了，瓦是不是又碎了，还总念叨退休后的田园梦，但为了帮衬妻子和女儿，一直没有离开。

深圳公园里的绿化工。（图/饼干 摄）

某种程度上，这本书是一家四口合力的结晶。作为一个小镇做题家，张小满靠着高考系统走向了大城市，幸运地掌控了自己人生的舵，之后又像架了一座桥，把步入晚年的农村父母，摇摇晃晃地接到河的对岸来。

而如今，因为父母的到来，张小满看到了这个被称为“城市的高级美容师”、却拿着最底层工资的群体。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鲜活的大多数，是被命运随时抛起又坠下的大多数。

很多读者为这本书动容，是因为他们通过张小满的叙述重新认识了母亲和保洁员这两个角色。他们看见了母亲身上那些熟悉的固执坚持，借此反思自己与母亲长久以来的相处方式。

他们也看见了城市缝隙里那些默默工作的无名者，其实是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妻子和母亲，是希望有尊严地活着、对生活充满热忱和憧憬的人。

书出版后，这一场关于写作的“合谋”也告一段落。现实中的春香，还会继续她的保洁工作，就像这本书的封面那样，她会带着“小心地滑”的黄色警示牌处理地上的水迹，同时向往头顶上她最爱看的、但一辈子都没坐过的飞机。

这是属于春香的“月亮与六便士”。

校对：黄思韵，运营：鹿子芮，排版：杨芳

参考文章

[1]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

[2] 埃亚勒·普雷斯｜《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