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交响乐团：请不要给我们鼓掌-k8凯发天生赢家

“请大家安静！请大家演完以后不要鼓掌！”70多岁、头发已经花白的张有斐在开始变得喧闹的人群中站起来，说了这两句话。据他回忆，当时周围的情绪略有失控，他以为这两句话不会有什么用。然而，一曲《圣母颂》之后，“居然就是没人鼓掌”。他和他的50多名乐团团友随即在一片沉默中带着乐器、椅子、乐谱和谱架离开。

这是去年11月22日发生在上海胶州路大火纪念现场的一幕。超过十万上海市民前往凭吊的同时，一个业余的交响乐团——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下文简称“城交”）的50多名成员亦自发地用音乐安慰了城市的创伤。他们中包括了乐团负责人曹小夏，与退休的前任上海电影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手张有斐一样自愿来到现场演奏的30多名乐手，举着乐谱做“人肉谱架”的志愿乐务和乐手的亲友，还有乐团指挥曹鹏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越南研究生——当天的临时指挥。在靠近火灾现场的一个商店的回廊下，他们拉出一条简陋的、写着中英文乐团名字的横幅，在周围市民与警察的推推搡搡下，开始义演。

作为治愈系的音乐

自这次义演后，一直寂寂无名的城交突然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小到地方报纸，大到《纽约时报》，曹小夏说义演第二天就有朋友从英国的报纸上看到她的名字来电话问候。这个国内唯一的非专业交响乐团的日常工作现在包括了媒体公关事务。

要采访登记有200多个人的乐团不是容易事，曹小夏却知道每个人的故事——出生在音乐世家，她排练时总是到不同乐手的身后观察他们微小的进步与变化。有的乐手从南洋模范中学到交通大学一路追随她父亲曹鹏指导的学生交响乐团到这里已20年，她说大家都熟稔如家人，彼此的爱好都是音乐，想法也够接近。

我们去了排练现场，正式排练开始前，曹小夏一坐到指挥台上，下面立刻安静下来，她宣布了两个通知：这周六帮助自闭症孩子的“天使知音沙龙”需要一支弦乐四重奏，还有乐团想派一支弦乐五重奏去给“中国乐团首席贝司”张岭老先生的钻石婚庆贺，请能出席的团员报名登记。城交不比专业乐团公益演出有政府补贴，但每年的各类公益演出，乐团从不缺席，最近的“爱耳日”，曹小夏还专门找人配了《感恩的心》的谱子让乐团演出。

“我决定去了就去了，然后通知所有的人。”问曹小夏这样的演出有没有“公投”这类民主表决，她的回答有点“专制”，但这个专制也得到了乐手们的认可。乐团的小提琴副首席邵荔是《为了孩子》的杂志编辑，几年前，她跟曹小夏去特殊学校，发现自闭症的孩子对音乐有特殊要求——虽然这是无法治愈的病症，在国外却有通过音乐改善的疗法。“我们也是在做尝试，也不知道有没有好的作用。我们希望把音乐用到自己的长处。”在查了国外相关的资料后，邵荔帮助乐团设计了一些针对这些孩子的沙龙音乐课程，曹小夏则从日本找来了当地对自闭症孩子的视频介绍，刻盘送给几个在沙龙里的孩子的老师和同学。她说得实在，沙龙本身不是治疗，只是“这天下午让他们高兴”，也让孩子周围的人理解他们。

繁体字中，“樂”是“藥”的一部分，可见音乐本就是治愈系的。邵荔说，“9•11”的每每奠祭，总有乐队去演奏贝多芬之类，安慰人们的心灵。这跟城交去胶州路义演一样，跟去给自闭症孩子做音乐沙龙一样。

三年的沙龙做下来，原本以为的“八年抗战”已经有了起色。媒体报道上都说有些孩子开始能跟上节拍，从来不笑的孩子一听到音乐就笑，曹小夏则说“家长们也很高兴，他们来了也喜欢上了音乐”。

音乐不拒绝任何人

去年杭州的新锐榜颁奖晚宴上，曹小夏带着一支弦乐四重奏来领“推委会特别大奖”，其中包括她的妹妹、著名旅美小提琴家夏小曹。上台前，曹小夏跟我说，妹妹很厉害，“不懂音乐的人听了她（演奏），都感动得不得了”。果然，原定演奏2首的他们一口气演奏了5首，一直热闹的台下立时一片肃静。

夏小曹照例上台就开她家的著名玩笑：因为爸爸妈妈只认识三个字，所以给姐妹俩起了这两个永远都让人搞错的名字。不过按照曹鹏的说法，这正是曹家“乐观”、“随便”的精神象征。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的指挥家，曹鹏离休前担任多个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但随之而来的行政工作也包括了安排分房、评级，“每次都要打破头”，直到1999年，他说“才能开始一个人做事情”。

88岁的他“一个人做的事情”就包括了一直带的两个学生乐团，后来“又自讨苦吃，成立了城交”。城交成立的一大初衷，是他带的学生陆续毕业，因为没有地方玩音乐而感到生活枯燥。但一直到后来曹小夏通过朋友接触到了一个日本人在上海自己组的管乐团，这才凑齐了交响乐团的阵容。“（当时）想了好多名字，最后还是‘城市交响乐团’比较好，因为我们代表上海——上海是一个文化底蕴很丰富的、国际性的海派城市，所以‘城市’蕴藏了很丰富的内容。叫起来也方便——城交，要是市民交响乐团，‘市交’、‘民交’都不好。现在想想这名字起得不错。”

摄影师拍到的曹鹏在指挥台上的身影，比台下光坐着的起码年轻了30岁。曹鹏则总是说自己之所以现在还腿脚利落，都是因为“跟年轻人在一起”。他回忆90年代应邀去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驻地参加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大型夏季音乐节。每天有上万的人开着车，带着食物甚至蜡烛、小酒来听大型交响乐团的演出。大家跟野营似的坐在山谷中间的草坪上，“只要音乐一起，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演出完，曹鹏总要去场里走上一圈，“一点纸屑都没有”，让他感慨从小开始的音乐教育对国民的文化素质影响有多深。

建团的首次演出，世界业余交响乐团联盟的主席就率着众多理事来给城交庆贺。这个总部设在日本的国际组织的主席告诉曹鹏，日本就有200余个非职业交响乐团，“一直在为社会服务”，曹鹏在相关的笔记中写道“可见文化的差距”。他特意提到城交曾经为一个日本“业余钢琴家”举办过《蓝色狂想曲》的独奏音乐会，这个钢琴家其实是小号手，每到合奏部分，就又拿着小号走回自己在管乐的位置。而这个钢琴家兼小号手，还是前一任索尼驻大中华地区的总裁。

“我们说的文化上的现象，实际上是整个素质上的现象，当然现在我们好一些了”。他总是说到某首曲子就自顾自地哼起来，跟他一直做的普及工作不无关系。“文革”时是在工厂里，后来是在学校里。“音乐界这样的人还有：有意识地自命清高，认为交响乐不需要解释，听就听得懂，听不懂的活该。”现在每每排练甚至开音乐会，他都要把要演奏的乐曲尽量用语言做一遍解释：“爱因斯坦临终时说，我最遗憾的就是不能再多听一次莫扎特的音乐了。音乐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内在的很难用普通语言分析的艺术，完全是需要领会的，但是要领进门，不要把人拒绝在外头。”

作为第一次指挥的成人业余团队，城交的表现没让曹鹏失望。即便技能略有不足，乐手的热情与真诚令他看到很多职业乐手都没有的一面，他们对音乐的感情远远超出了选择它作为职业的范畴。曹小夏的具体阐释是：“（专业乐手总）想着‘赶快结束，早点回家’，我们（乐手想）的是‘再安可一次’，看到观众拍手就很来劲，‘哎哟！都等了这么久再来一首吧！’他们喜欢啦，愿意让别人听到我们的琴声。”

人“不靠谱”，人情却重

乐手都有自己的工作，每次排练能来个90人都算空前整齐。因而，看城交的排练不是a型血这类性格严谨的人能够接受的：七点的排练，有人六点就来了，有人六点半带着晚餐来了，有日本乐手不时到走廊“木西木西”地接电话，排练开始后，都一直有人拖着大提琴、提着黑管地出现，这样的场面一直到九点快结束时都持续着。

大多数乐手都是下了班直接提着乐器挤公交或地铁来，有的练完回去还要接着工作。从张江坐1小时地铁过来市少年宫的都不算远，曹鹏说以前有个吹黑管的日本姑娘专门从苏州赶来排练，每次见到她，他都要提早结束让她早点回苏州。不过这来去匆匆的架势也让乐团有“收获”，有个墨西哥圆号手，一次在路上看到别人拿着小号，硬跟着来了排练，大家都叫他“捡来的孩子”。因为他把乐器留在了墨西哥，曹小夏还得特意为他借个圆号练习。曹鹏倒是为此很自豪，他说本来世界上的大交响乐团都是不讲究乐手国籍的。城交没钱请国外大牌，但一直都有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乐手们来来往往，每到有乐手要离开，大家赠送有集体签名的卡片，如果恰好有演出，还要请这位乐手起立，为他演奏专门的告别曲。

不过有人情味，就要接受人情“不靠谱”的现实。城交最实际的工作就是大小演出的“登记”。每场演出，都由曹小夏先口头通知，然后是邮件、飞信（没有飞信就得电话）200多个乐手一一确定是否出场，接着是漫无止境的人员调整。“演出以前打电话说‘我还在外地出差’”的不在少数，有次去外地演出，一早六点就要出发。半夜两点，曹小夏收到一个乐手临时不能来的通知，她只能临时从专业乐团借人，睡了两小时不到起床后又要给酒店传真改这改那。“每次都跟打仗一样”，她感慨还好现在一年大型演出只有10场，就这已经够每天从早上七点忙到深夜的了。

一个专业的交响乐团除了乐手，起码有三四个大办公室、几十号工作人员，从票务、演出、推广等各方面支持乐团，城交在手续上一点都不少，但专职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曹小夏说自己完全算不清钱，因而请了一个专门的财务，而她自己则揽下了其他所有的活——演出、联络、赞助甚至设计节目单这些事，为了省钱也得自己做。现在乐团租的狭小的办公室在爸爸家的楼下，是因为曹鹏觉得女儿每晚一点过后才回家实在不安全，强烈要求的。不过，“我们现在有一个20多人的志愿团”，曹小夏说一些乐团成员的家人和退休的乐手、乐务经常来帮忙，其他乐手则有力出力，总算让乐团的事务看起来井井有条。

杨大纶就是这志愿团的一员。出生音乐世家、北大生物系毕业、在农村教了8年中学数学又回城教小学英语的她，退休后，延续跳跃的人生路线，又去给一个由退休乐手组成的上海音乐家室内乐团做乐务，城交成立后，她顺带来这里“帮忙”，当然是没有工资的。乐务的工作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就是搬椅子、搬谱架，事实上，乐团每次用拉杆箱拉出来的乐谱，都是两个乐务——另一个乐务则是已经86岁、曾任上海交响乐团队长的周生永——提前一天到乐团办公室一页一页粘起来的，为了给乐团省一顿饭，他俩都吃了午饭才过去，“就跟图书馆里的工作一样，要非常仔细”。她说这份工作不复杂，就是特别琐碎，几十个声部，五六十份谱，乱了一页，就彻底“不靠谱”了。而到了排练当日，他们通常提前三四个小时就去搬出近100张椅子按照声部排放，放上谱架和乐谱。

这份“打下手”的工作让杨大纶过着“快乐的退休生活”，工作完了就坐在最后一排听排练，排练完了接着帮忙收拾。这些非专业乐手们既“认真上班”又有“充足业余生活”，让她很有认同感。“现在很多人，学生不像学生，工作时候吊儿郎当，到了退休又不愿意退休、争取返聘去赚钱，人处于一种混乱状态，我不赞成。”

倒贴的“市民精神”

胜于专业乐团的热情，却未必能换来同等的对待。曹鹏说乐团要成立，先要付10万注册，当时还经营着一家对日本的化工原料外贸公司的曹小夏出了这笔钱，之后陆陆续续的演出，基本都是亏的。因为把精力全放在了乐团，曹小夏现在早已停了外贸生意，问她到底贴了多少，她只说“蛮多的”，却也数不清。

业余乐团演出的收入不能跟专业的比，每次演出能拉到赞助的话一般四五万，如果是大的赞助就有十万，公益演出则完全没钱；但借乐器和搬运乐器的费用差不多就要六七万，所有参与的学生团员都要给予两三百块象征性的收入，要是临时没人就要借专业乐团的老师——“虽然人家表示不要，但我们六百块的车马费还是要给的。”至于日常开销则能省就省，办公室租金无奈要5000元左右，工作人员的午餐基本是楼上家里顺带做的，排练场地一度要收每次1000块，都是曹鹏赖着老脸去“哭穷”才免了的。即便这样，有团员悄悄说曾在办公室听曹小夏问财务“我爸的账上还有多少钱？”……曹小夏的确算不来账，每本新排练的乐谱都要问专业乐团借来复印，一页a5的谱就是2元，有时一晚要练好几套谱。问她乐谱多少钱，她拿起一叠声部的数了很久，估摸着一套也得五六百。到了别人来跟她借谱，她就傻乎乎地免费借人了。

虽然除了学生和退休乐师，所有乐手都要在入会时缴纳200元会费，但这笔会费至今没有动过。乐团委托了一个在银行工作的乐手，拿了这笔钱去做低风险的投资，每年赚的小钱则用来帮助团里一些经济困难的学生——当然这些财务明细都要在网站上公开。每每有去外地演出的机会，曹小夏总是跟人要求把酬劳直接折成当地的旅游，“来的人先想好的是不是来赚钱的，首先是开心。当然偶尔发钱的时候，大家还是很高兴的”。

因为义演和媒体的报道，市政府为乐团拉来了史上最大一笔赞助——100万元，一家房地产公司则腾出华丽丽的场地给乐团免费排练。电视台的一组记者跟着乐团拍了一礼拜，镜头在每个乐手面前都来了个特写，几乎没人注意这事。曹小夏则里里外外张罗着，一会儿跟自闭症孩子的家长聊聊孩子的近况，一会儿去听听乐手的演奏进度，一会儿又给乐手发铅笔改乐谱。

乐团最近在练习埃乃斯库的《罗马尼亚狂想曲》，他们将在8月7日的乐团5周年庆上演奏——曹小夏又纠正说，其实从组团而不是正式演出的日子来算应该是6周年了。“其实我们做的，我觉得所有的市民都会做，上海的城市代表绝不应该是周立波这样的‘小流氓’。”聊着的当口，她突然这么说，竟有些像胶州路上。张有斐说的“请大家演完以后不要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