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德尔：代表南非挑衅你-k8凯发天生赢家

1993年挑衅地往杜尚的《泉》中撒尿后，肯德尔·戈尔斯一炮而红。

肯德尔是当今南非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具煽动性的艺术家之一。他在中国的首个个展“终局”很有中国味：“革命”的“革”构成“囍”字、街头的中国三轮车骑进北京常青画廊展厅。

肯德尔是威尼斯、里昂、光州双年展的常客。反叛是他艺术的注脚，而成长经历又是他反叛的注脚。他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白人区的荷裔加尔文教家庭。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在他的成长中烙下种族隔离的印记。白人区和黑人区的分离，英裔白人和荷裔白人的分离，甚至爆发了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的循环暴力。

“我存在于矛盾的时代，其中，冲突、真理、欲望、激情和无政府只不过是香水的名称。”成为艺术家之前，肯德尔就足够叛逆。1988年他和其他168人拒绝在南非国防部队服兵役。按照南非法律将被判刑6年。被捕前他逃往美国，还当上艺术家理查德·普林斯的助理。1990年曼德拉被释放那天，他被遣送回约翰内斯堡。因此肯德尔的作品总爱挑战南非的政治议题，他用最平淡无奇的日常物品，回击最复杂、严酷的问题。

语言是一个神圣的诅咒

2000年，肯德尔整整一年没做跟艺术相关的事。他突然觉得艺术像游戏，“觉得自己应该去追寻更深刻的东西”。因此展名“终局”，不仅是向萨缪尔·贝克特的同名剧《终局》致敬，更像到了无计可施的困境。《终局》整部戏没有任何故事发生，演员在戏里不停地对观众说：“我很无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在肯德尔看来，这部戏表达了交流的不可能性。“戏里有一刻非常打动我，两个主角在桶里试图亲吻对方，但还没接触到就放弃了。政治家、宗教机构让我们失望。乌托邦已经没有了，什么都结束了。”

肯德尔用碎玻璃、燃烧着的桶、西藏祈祷轮的高塔、火焰，写下了反乌托邦的小册子。《毛主席语录》、《共产主义宣言》和《丁丁在西藏》都被他做成了天书，他删掉了书中除了标点之外的一切。肯德尔还委托中国木匠照西方艺术史上著名的包豪斯风格特制桌椅，经中国木工重新制作，已非简单的重塑西方经典设计，而是呈现出“一种覆盖着反乌托邦设计的历史的尴尬曲解”。这件题为《后乌托邦（颠覆里特维尔德）》的装置还以“fuck”作为装饰图案。

“fuck”咒语般跨越了语言障碍，让肯德尔着迷。他在巴黎的“食人族”个展中，也将“fuck”用各种字型和字母顺序构成图案、块面，造成连祷文的效果。“fuck是今日最后一个有意义的词，仍能引发人的反应，至于神、父亲、母亲等词已不再具有意义。”肯德尔说。

他认为《旧约》里巴别塔的故事很经典。人为了接近神或把自己变到神的位置，造了一座很高的塔，神感觉受到了威胁。为了阻止巴别塔完工，神混乱了人的语言，让造塔的人突然无法交流。“不同语言的混乱阻碍了人的整体思考能力。语言对我来说是神圣的，又是一个诅咒。”

肯德尔一直在语言中寻找理解神圣诅咒的关键点，从视觉上揭示出神对人的惩罚。他在油桶上用英文写上revolution(革命)，“有意思的是revolution被反写时，love(爱)这个词就出现了。这不是巧合！”

为这次个展，肯德尔来中国三次，正是在中国他发现汉字“革命”的“革”叠在一起，就出现一个“囍”。因此他在二楼墙上写满了这一新发现。

接受自己才能理解世界

“有天我失眠了，在辗转反侧的失眠夜，突然想到其实战争从没结束，而且永远不会结束。因为战争这种事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那些缺少安全感的政治家们彼此宣战。我们的情感、欲望都在战争游戏里被利用，被调动、被塑造成军人或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

肯德尔认为革命的权力在每个人手里。因此那个全球性的1968年对他意义非凡。1993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他甚至将自己的出生日期改到1968年5月，将自己的艺术生涯和影响了自己做人、做艺术的重大历史事件——学生反抗，杜尚去世，马丁·路德·金被杀相对应。“算是对那一个伟大的年代，充满了乌托邦理想年代的一种信仰。”肯德尔说。

这次展览中随处可见的油桶似乎也提示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战争。肯德尔说: “油桶在世界各地不断地被循环使用，可以出现在一场暴乱中，也可以出现在北京街头卖红薯的小摊上。”油桶上的人形雕塑则用石油副产品做成，它们像是受过迫害，畸形、荒诞。“墨西哥原油泄漏事件、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让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科学革命与自然革命失去了平衡。”肯德尔说。

地板上是明晃晃的镜子，将作品和展厅照个底朝天，观众也无所遁形。肯德尔对此很得意，说镜子让人想到过去的炼金师。在西方，镜子也代表着自我厌恶。“每天早上起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都不满，味道不够好闻，脸上有皱纹，身体不好看。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告诉你买这款香水，买那款护肤品。”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都是建立在自我憎恶的基础上，直接后果是地球现在要面对的惨相。

肯德尔说，没什么比彻底的革命更能改变我们的习惯和恢复自然状态。正像revolution里包含了love，他认为革命始于无条件的爱、对本身绝对的爱。“一旦我们学会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的味道、爱自己的皱纹、爱自己的伤疤、爱全部的自己，我们就会理解世界并学会与他人、动物、植物、矿物及精神共存。”

艺术家不该留恋王公贵族的饭桌

无论作品多激进，展名“终局”始终透着悲观。“奥巴马能找到上亿美元去拯救一个银行，但是不愿意花一点钱为‘墨西哥原油泄漏事件’那样的生态灾难做任何事。”肯德尔悲观地认为——政治家被资本主义阉割了，流行歌手被音乐工业阉割了，大部分电影导演被电影产业阉割了，很多艺术家为了赚更多钱或在系统里获更多利，而自我阉割。

原本肯德尔觉得艺术家这个职业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可以跟王公贵族在一张桌上吃饭，放到今天，来艺博会、大画廊买画、参观的人都是很有钱或很有权的重要人士，如果通过你的作品能把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或认识方式改变0.5度的话，可能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很大影响；另一方面艺术家又可以到街上跟妓女睡觉，可以跟最下层的人打成一片。这是一个上下自如的位置，也是一些伟大作品能保持活力的原因”。但他感到可悲的是今天很多艺术家更愿意留在那张跟王公贵族吃饭的桌上，不愿意冒险，这是艺术家丧失创造力的原因，也是好多烂艺术之所以烂的原因。

“现在很多艺术家面对富有的收藏家或大机构策展人，都是顺着毛摸，因为想跟他们建立良好关系，以便能进入某一个系统。”但肯德尔认为艺术家就应该去挠那些根本就不痒的地方，艺术家最重要的责任不是让人觉得舒服，而是让人觉得不舒服。

去年9月肯德尔在莱比锡美术博物馆搞了一场首脑脑袋足球赛。第五届光州双年展他的录像作品《恶魔永不安宁》，是用手枪和微型冲锋枪不停地向一本名为《瞄准空白》的书开枪。他用红白塑料带包扎各种宗教塑像，讽刺在宗教信仰中无法得到慰藉。他总用锋利的幽默挑起观者好奇又厌恶的情绪。

除了反叛，肯德尔也有幽默的一面。第11届卡塞尔文献展，他将相机镜头对准被围墙栏杆隔离，还到处贴有禁止侵入告示的约翰内斯堡郊区别墅。“人们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设置了这些铁栏杆并且待在里面，他们很乐意给自己一个终身监禁还把这称作自由。”肯德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