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恩施的1914:加入中国饭局-k8凯发天生赢家

只有理解吃饭，才能理解中国。在中国，无论是家事、生意场上的事，还是最重大的、有可能决定这个国家未来命运走向的事，大多数在饭桌上进行，以举杯庆贺为开始，以觥筹交错间的谈话议论和窃窃耳语为过程，以主人的举杯示意为结束。如果需要延长这场政治会议的话，还会有饭后的喝茶和咖啡时间加以利用。任何一个来到中国的西方人都必须尽快对此习惯。

1914年初的这场私人宴会应当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史上留下些印记，尽管在中国的近代史记述中没有对其留下一笔。宴会的主人，是新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当时他刚刚到任还未满三个月，不过已经对这个成立不满三年的共和国有了些许了解，并且开始理解吃饭在这个国家中的重要意义。

给美国人的一堂政治宴会课

1913年10月31日，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芮恩施，上的第一堂中国政局课就是在饭桌上，那是在上海的一家旅馆里，一群不同国籍的人正在开一场聚餐会，所有人都说英语，但“许多参加聚餐的中国人都宁愿穿着他们庄严的、飘垂的长袍而不穿西服”。

也正是在那里，芮恩施聆听了中国当时最著名的职业外交家伍廷芳对他最初的告诫。在伍廷芳的眼中，袁世凯“唯一目的是取消国会，他没有自由政治的观念，完全是一个个人独裁者，周围充满了专制气息”，伍也提醒这个初来中国的美国人：“你抵达那个巍峨的北京城之后，要当心，那儿的空气是沉闷的。那种气氛似乎会把人压倒，使他们变得保守。看来没有什么人能抵抗那种力量。”

等到11月17日，芮恩施抵达北京见到袁世凯时，国民党刚刚被逐出国会，而国会也将在不久后被解散。当袁世凯向芮恩施解释发生的这一切时，他仍然用了一个吃饭的比喻：“正如你所了解的，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儿，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那些西医开的猛药。”

当芮恩施在1914年举行这场聚会的时候，发现无论是上海聚餐上伍廷芳的告诫，还是北京宫殿里袁世凯婴儿吃饭的譬喻都各有其理。与会的人包括在中国政坛上最活跃或曾经最活跃的在华外国人：芮恩施的前任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他在驻华公使任最深远的影响就是，促成了庚子赔款的退回及用这笔款项发展中国教育事业。

这一事业影响深远，上千中国学子靠这笔款项留学美国，学成归来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中国，到芮恩施来华的时候，他已经惊奇地发现，“中国对他所代表的国家，多所取法，一般开明人士，也对美国的精神，多所追随”这使芮恩施感到一种自己被中国人“视为同类”的自豪。

在北京聚会上，芮恩施表示对袁世凯完全信任，认为袁世凯如果不受束缚的话，就能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充分运用现代方法来治理国家：“应该允许中国继续维持其社会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已经经受了几千年的考验，并且应当让中国相信，通过范例的逐渐发生影响，会引起必要的改变。”

饭局中的另外两个人古德诺（frank j.goodnow）和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都是由今天蜚声中国的鸡汤大师卡内基创建的和平基金会在1913年派遣到中国的。作为中国政府的顾问，在中国的将近一年的生活，显然深深改变了这两个人。

就像柔克义一样，来自民主共和国典范的古德诺，尽管以出版了美国第一部行政学著作而在共和政制领域被公认为“宪政权威”，但在谈到新的中华民国时，却与袁世凯的婴儿吃饭譬喻如出一辙：“根据实际经验，这些政治上的抽象原则（代议制民主），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仍然没有意义。”

作为中华民国宪法和法律顾问的古德诺，完全摒弃了主张限制总统权力、实行内阁制的《临时约法》和1913年国会草拟的《天坛宪草》。

在古德诺于1913年12月发表的《总统制与内阁制之比较》中，明确提出，像法、意两国那样政府频繁更迭的内阁制只会导致混乱，而中国目前的形式是从混乱中恢复秩序，所以大力推崇加强袁世凯总统权力的总统制。

1914年5月袁世凯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正是古德诺这一观念下操刀制定的宪法，被舆论称为“袁记约法”而饱受批评，也成为了1946年之前中国一系列短命宪法中的一个。但在1914年，古德诺却认为这部约法足以解决中国当下政坛纷争的混乱政局。

但亚当斯，这位前密歇根大学工程系的教授，作为交通部顾问，更多的目光放在中国铁路交通这些实业上，尽管如此，他仍然感到被中国“从自甘堕落的过去流传下来的贪污风气”所困扰。

宴会上的人对中国时局的论调显得都很保守，这似乎证实了伍廷芳在开始时对芮恩施做出的预言：北京沉闷的空气会使人变得保守。

山东问题考验了芮恩施的外交智慧

芮恩施知道奥地利太子费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的事件是在7月1日，他没有料到这件事就成了点燃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在芮恩施的时代，它只是被称为“欧战”。

美国自威尔逊总统1912年当选后，偏重大西洋的外交传统开始改变，美国将眼光开始投向太平洋和远东地区。威尔逊是一个道德感强得令人匪夷所思的人物，他在上任的第一年就让美国银行团退出企图让中国以盐税做抵押的六国银行借款，理由是这场借款会干涉中国的内政和主权完整。

在欧战爆发后，芮恩施很快撰写了一篇备忘录。在备忘录中，芮恩施认为：“中国发现本身处在一个紧要的关头，感到现正在决定着它的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和它的政治发展的方向。”现在中国面临的巨大问题恐怕是要在英美和日本的制度中做出抉择。

芮恩施突然提到日本并不奇怪，因为日本对美国来说更是一个看不透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外交官在东西方的事务上执行双重标准。对西方，他们遵守所有的外交礼节，甚至比西方人本身还要细致精巧。也正因为如此，它才会在1895年的日中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获得西方国家在外交上的一致默许甚至是赞扬。但对东方，它却遵循另一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将其作为公理加到中国这样的弱国头上。

日本在8月15日突然向德国提出关于山东的最后通牒，表示在8月23日之前，若德国对退出山东胶州的通牒没有回覆的话，日本将在9月15采取武力夺取。

德国在得知了这一消息之后，迅速与中方协商，表示可以立即将胶州交还中国，中国本可以借此机会从德国手中收回胶州。但日本却对中国发出警告——不允许中德之间暗通款曲。

芮恩施在9月30日回到中国，立刻发现中国被置于夹缝之中。次日，交通总长梁敦彦就将这个消息通知芮恩施，表示他深信日本的目的在于扩大占据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内地取得政治上、军事上更稳固的地位。

袁世凯请芮恩施让美国介入其中来调停中日之间的争端。这是出于对美国长期以来在中国人心目中竖立的良好印象的一次希望，中国人一直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富强的国家，会援助中国维持其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

但在1914年，美国让中国失望了，当芮恩施与日本公使进行交涉时，日本却突然指责美国对日本进行种族排外主义，使日本这个正在发展的国家必须为它的民众寻找更大的地盘，“这是符合国际公理的”。面对这个说辞，芮恩施只能发电回国，希望美国联合英国想方设法将山东划为中立地带，但美国的回覆却令芮恩施失望，美国担心日本会因为美国对华的偏袒而招致更为强烈的反美情绪。

于是，芮恩施只得劝服中国，等待大战之后的国际会议，“现在中国只好对日本的行为，可以容忍的姑且容忍，不可容忍的姑且听之，公道自在人心，贵国也无所忌惮。”最后以美国官方的态度对中国“深表同情”。

但芮恩施不知道的是，此时日本公使日置益的口袋里已经藏好了一份对华的秘密条约。当芮恩施知道这份条约时，已经是次年的1月22日，这个条约之苛刻使他感到震惊，但日本已经将山东这道大餐吞进了嘴里，最初的姑息成为了日后的隐患。那份后来被称为“二十一条”的条约，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中无法挽回的一笔债务，它将一直带到1919年那场最终引爆中国全国愤怒的“国际会议”上。

1914：中国是个饭局

1914年12月23日，当芮恩施看着身着古代祭服的袁世凯，在一群同样穿着古代衣冠的文武百官的簇拥下走上天坛时，他在中国的公使任期已经一年。他已经开始能够欣赏这场华丽的盛宴了。

负责典礼的朱启钤告诉他，祭天典礼将会修改，使它更符合民国体制。但在芮恩施看来“很难看出仪式方面有哪些为了适应民国体制而修改的地方”。而这场中国传统的祭天典礼，居然使他想起“我们自己的民主国家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或责难，也要看国家繁荣而定，丰收对执政党是有利的”。

在整个1914年，芮恩施一次又一次地加深了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在袁世凯举行的1914年元旦宴会上，他见识了前清的溥伦贝子，对这位中国最后一个帝国的皇室后裔，芮恩施也表达了同情。但当他听说清朝的皇帝会随着在位时间的加长而在餐桌上增加菜的数量时，又忍不住去嘲讽那位紫禁城里的天子宣统皇帝，“是不是面前已经有了15盘菜”。

他也为这个在他看来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里的一些野蛮的事情感到震惊，一名将军居然会为了提高他的勇气而喝杀掉的敌人的鲜血。在记述完这段事实后，芮恩施点评道：“在中国的流行观念中，人们认为‘吃什么补什么’。”

但等到1914年底观看这场祭天典礼时，他已经对此淡定了很多。伍廷芳说得没错，北京确实会使人变得保守，但也可能使人见怪不怪。

也许袁世凯的比喻只说对了一半，中国是个饭局，桌面上包括中国传统的饮食，也包括西方饭菜，还有生冷的日本料理，无论是老人还是婴孩，也许都不能完全消化它们。但也有可能是，有人根本不想让婴儿长大；或者不承认老人应当让位给更年轻，更能消化食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