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朗的1914：革命盗匪的两种面目-k8凯发天生赢家

白朗面无表情地俯视着下面来来往往的人，人们却带着各种表情仰视着他。1914年8月那个炎热的夏日里，人们终于可以仔细审视这位纵横中原长达三载，被政府称为“白狼”的人物的真面目。

不过人们看到的，只有他高高悬挂在开封南熏门城楼上的人头——白朗的其它部分，正在距离开封数百里外一个叫张庄西谷地的小村子的石头垛子里慢慢腐烂，这也是他最终毙命的地方。

在过去的三年里，白朗人头的上个可能是除却革命党魁孙文以外最高的（比孙文的赏格高一万元，相当于黄兴与陈其美脑袋价钱的总和），他也是最让官方头疼的问题。与孙文和他理想主义的革命党发动的那场徒具形式的“二次革命”相比，白朗和他真枪实弹的造反队伍才是真正的肘腋之患。

他们时而攻城略地，与官兵接仗；时而啸聚山林，在荒山野岭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不断地被传出被击毙的消息，又不断复活，带着更强大的队伍去攻击更多的城镇，从他的老家河南，到湖北、安徽，再到陕西、甘肃， 他的身影无处不在，甚至在遥远的奉天，都出了一个自称“小白狼”的盗匪。

白朗的声名，无论是美名还是恶名，都传遍大江南北，从1913年开始的每天报纸上几乎都能读到白朗起事的消息，在华北广大贫苦的乡村里，白朗开仓放粮、劫富济贫的传奇被编排成戏曲说书广为流传；而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在上海的里弄里，被孩子的哭闹弄得厌烦不已的家长，只要喊一声：“白狼来了！”就足以让一切清静安宁。

但这样一个背负着传奇和诅咒的人物，他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样的？

白朗到底是谁？

直到白朗死后，他的出身仍然迷雾重重，一位笔名“闲云”的作家，在他死后不久刊登的一篇《狼祸始末记》里，提供了市井坊间有关白朗出身的不同的说法：“或谓白狼姓李；或谓白狼姓冯；或谓白狼姓白名朗斋，河南汝阳人；或谓白狼姓白名永丞；或谓白狼回人也；或谓为河南陆军小学出身；或谓为故六镇吴禄贞部下之参谋；或谓前曾居郑州为小官，后迁至开封，未几落职；或谓白狼曾为号头，旋从谢总戎宝胜为戈什”。

“白狼近四十岁，面上有几颗麻子，小的确是认得清楚。”

朱勤明是个小喽啰，当1914年7月他在叶县被官军抓获时，追随白朗有半年之久。朱供认，在甘肃“回民的女人用木杆把白狼的下牙齿打落了一个，下嘴唇偏左有一小豁”——这个特征成为后来官军查验白朗人头的重要证据。

朱勤明加入白朗军队的原因非常简单，在安徽茶山做买卖做黄了。所以当1914年2月，白朗的队伍抵达这里后，朱便“投入白狼队内”，正式成了一名“匪伙”。

更多的人也许是因为天灾人祸被迫投身绿林，1911河南地区的雹灾、1912到1913年间的蔓延华北四省的亢旱，都将成千上万的农民赶进深山，落草为寇。

至于白朗本人，上世纪50年代进行的社会调查证实，他只是河南宝丰县大刘村的一名小地主，真名叫李明心，读过一年多的私塾，家里有二百亩地，还有一个姐姐。一个被采访的邻居说白朗“猛一听是个‘蹚将’，也不知该有多厉害了。其实，你要是见见他的面，就会觉得他说话跟‘面蛋儿’一样，面面筋筋的。”

这样一个人如何被逼上造反之路？典型的说法是他被当地王姓大户殴打陷害，关进大牢，又在牢里被狱卒勒索刁难，官府没收了他家一百亩田，在地主、污吏和贪官的三重压迫下，白朗“起了反抗之心”。这说法，是经典的梁山好汉故事，对50年代的社会调查者来说，这更让白朗具备了“革命抗争精神”。

但另一个说法可能更符合现实：1911年，革命使社会陡然失序，白朗认识的很多人恰好随波逐流当了土匪，人们纷纷劝他“蹚”起来。但当时已经39岁的白朗表示不愿落草为寇，于是这群人便威胁他，将来 “蹚”了以后“做的事情，就叫你的牌子”。同时，一个名叫牛天祥的绿林首领送给他一门“笨炮”，这是一个典型的土匪信物，于是白朗便顺理成章成了“蹚将”。

刚开始，白朗只是河南匪窟中的一个小角色，到1912年年底，他的手下也只有27人。而后来成为他手下的朱勤明，此时不过是永城县的一个小商贩。

将白朗从困窘中解脱出来，也将朱勤明逼上梁山的原因可能是同一个：1913年的二次革命。裁军运动中被迫放下枪杆子的士兵，以及二次革命的失败制造出的大批散兵游勇，极大丰富了白朗部的兵源。

1914年1月，白朗连下商城、六安，一路招兵买马，人数达到8000之众，“癣疥之疾竟成心腹之患”。

但对朱勤明这样的小人物来说，二次革命却是彻头彻尾的灾难，中央为敉平二次革命，增加的厘金捐税遍布全国，高额厘金足以让一个小贩破产，也足以把一个生计无着的人推进土匪队伍。

绿林大盗，还是革命志士？

“人民逃避者枪毙，携什物者枪毙，衣军服者枪毙，衣皮裘者枪毙。”

在吕咎予的眼中，土匪就是一群杀人越货的恶棍，这名安徽六安的小乡绅将自己与白朗的亲密接触比作“危履虎尾”，在他的自述《白狼扰蓼记》中，从1914年1月25日到29日的短短四天里，子弹和砍刀无时不刻不在他的头顶摇晃，死亡无处不在。穿着皮衣只是他死罪的一个原因而已，家中藏有银钱自然是枪毙的罪过，秃头无辫也是必死的罪行（“戳死你个老秃头！”），甚至有时只是看你不顺眼，问一句“你是嘎人？！”便有血光之灾，即使躲在家中，也有可能被闯入的盗匪“强掖余出，云去见老白狼”。

吕咎予笔下的白朗和他的同伙以杀人抢劫为乐，同样的记述也出现在其他时人的记述中：商城一名叫熊宾的地方士绅的侄子、邻居都“当门开枪”而死，熊本人也只是因为躲在床后才勉强逃生，但却眼睁睁地看着匪徒将一名躲在床下战栗不已的幼女劫去；甘肃伏羌模范学校的校长王士霭在《白匪陷害陇南见闻录》中称哪怕是恭送匪徒出门都有可能“发炮毙之”。

但一些细节却表明白朗的队伍并非像上述目击者的证词那样，只是一名杀人越货的土匪，吕咎予也提到白朗本人出巡时，高执“扶汉军白”和“总司令李”这样的旗帜。

王士霭看到土匪也声称自己所以造反是因为“袁世凯办事不公，我们意欲反对”，并且很愿意接受“文明人”的称呼。在白朗四处张贴的布告中，充满了建立完美文明政府的号召。

从1913年3月开始，白朗就自称为“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在1914年4月张贴在西安附近的布告中，他回顾中国“于异族专制几三百年，水深火热，控告无所”，后来的革命虽然使“君权推倒，民权伸张，神明华胄，自是可以自由于法律范围，而不为专制淫威所荼毒”，但却被“袁贼世凯”的“帝制自为”的狼子野心所断送。他号召“热心爱国”人士奋起反抗——这是一纸革命檄文。

白朗的革命志士神话自然是杜撰，但革命党一直以来希望拉拢白朗却确有其事，在黄兴致白朗的信中，黄奉承白朗“足下之丰功伟烈可以不朽于后世”，黄兴邀请白朗趁袁世凯大军南下之际，乘虚占领鄂豫两省，挽回大局。

这封信白朗从未收到过，二次革命也很快灰飞烟灭。但根据白朗的贴身护军刘绍武回忆，白朗身边确实有一名叫“沈参谋”的革命党人，这位沈参谋据说是“孙文从南边派来的”，“穿一身黑制服，剃的光头，戴着军帽，留着八字胡，年约四十岁，人很好，很和气，不爱发脾气”。白朗发布的革命布告，也正是出自这位沈参谋的手笔。

刘绍武不识字，所以根本不知道沈参谋笔下气势磅礴的革命布告“写的是啥”，“也许是叫大家遵守纪律，公买公卖”。至于革命理念，沈参谋也只是告诉这些土匪“这不是蹚将，是革命”，但“沈参谋平常也没有讲过为什么革命，怎样革命，只是说：要革命，到南边找孙文，把队伍一编，发些机枪大炮，再往北打”。这就是白朗和他的手下对革命的理解。

白朗终归没当成李自成。

白朗在中原纵横捭阖，来去如风的流窜战略，怎么看都和历史上那著名的大流寇李自成相似，只是白朗终归没当成闯王。

1914年4月，白朗在他的革命党军师沈参谋的建议下开始了西北远征，这一计划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对，他们在背地里骂：“让咱们东跑西跑，都是那个长球毛的（沈参谋）出的孬点子！”

这确实是个“孬点子”，如果白朗的队伍一直在河南安徽一带屯踞发展，那么以他的实力，很有可能会成为一方割据势力，这里有他所熟悉的环境和社会关系网络，但一旦离开河南，白朗的队伍就成了孤军奋战，尽管一路上吸收了不少的流民和灾民，但这些人却远没有他的河南弟兄可靠。

5月23日的甘肃洮河一战成了白朗命运的转折点，正是在这场战斗中，白朗被“回民的女人用木杆打落牙齿一个”。这场战斗也让白朗第一次见识了回民抵抗者的顽强，力战不支的回民将男女老幼千余人关进清真寺里，纵火自焚而死。白朗军伤亡上千人，还留下了残忍虐杀的恶名。之后白朗军每到一处，当地居民皆闻风而逃，“匪不得食，杀马匹充饥”。

白朗开始了第二次逃亡，带着他的残兵游勇返回河南，此时袁世凯已然平定了革命党的余烬，开始专心对付白朗。一路上，白朗遭到官军步步追击，部下四散奔逃。7月23日，白朗在河南虎狼爬岭的三山寨被官军包围，身边只剩百余人，白朗遣走了不是他同乡的人，其中包括年初投向他的朱勤明，只留下数名亲信进行最后的抵抗。

白朗最后的结局不那么具有革命悲剧史诗的气质，也许是在8月3日或8月4日的某一天夜里，他被一支巡逻队击伤，不久便咽了气。他的护军将尸体用洋红的毯子裹起来，埋进张庄西谷地的小村子的石头垛子里。在此之前，朱勤明已被官军抓获，而那名革命党军师沈参谋则在退败途中不知所踪，一些人相信他已经逃回南方。一段传奇就这样结束了。

白朗的头颅悬挂在河南开封的城门上，俯视着下面来来往往的人群——他的真面目永远定格在这个时刻，但奇怪的是，这名20世纪初中国最著名的匪首，却没有任何一张照片留存下来，后人只能以只言片语来描绘符合他们期望的形象。

不过，对那些相信个人之力足以改变整个国家的人来说，白朗还有另外一个真面目：他是不死的白狼，而他的对手袁世凯则是一只老鳖。1914年8月城头上挂的并不是白朗的人头，真正的白朗已经变成一只大白狼，“向天上飞去，眨眼功夫就钻到云彩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