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量百万，他拍的农村没有滤镜-k8凯发天生赢家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县的龙脊梯田，因为层层叠叠的金黄稻田而成为当地最著名的景点。尤其在航拍镜头下，大片梯田美不胜收，像是世外桃源。镜头逐渐拉近，最终我们的目光落在了一个收割水稻的农民身上。

烈日下，浑身晒得黝黑的农民，正弯着腰麻利地割稻子。游客眼里绝美的梯田，并非天赐风景，而是人工一点点开凿的田地。

这是“遇真纪事”镜头下的龙脊梯田，没有田园牧歌，只有真实的劳作过程。

美丽的梯田坡度很高，地块又狭窄，因此机器无法上去，人在上面爬上爬下，耕作十分艰辛。即便是生活在这样的世界级景区的人们，也需要辛苦种田以及外出打工。

三四年来，赵玉顺和搭档贞贞走遍全国1100多个村镇，拍下村镇的生活、农民的生计、农作物的生长、两代农民工的不同境遇等，做成了“遇真纪事”这个个人化的纪录片账号。

作为b站up主，他们不追热点，甚至专门去没有流量的地方，去关注那些被惯常主流叙事遮蔽的人和事；他们拍的乡村，没有滤镜，有的只是真实的生活。

遇真纪事账号。

2022年夏天，长江流域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干旱，但网络上，相关的讯息少之又少。赵玉顺和搭档前往四川自贡、泸州、宜宾等地。所到之地，土地开裂。40摄氏度的高温下，茄子萎缩发黑，玉米竭尽全力，也只供养了出了干瘪的苞子。荷塘已经不像荷塘，水干涸、地裂开，连湖里的螺蛳都已经成了标本。风中，干枯的竹子碰在一起发出脆脆的声响。四十天没下一滴雨了。

大片柑橘林里，柑橘因为极度缺水暴晒，已经呈现灼烧的颜色。一位光着膀子的种植户说，现在已经不指望果子收成，只希望保住柑橘树。柑橘树最多还能再挺一周时间。在镇上，随处可见人们在街头摆满了水桶，人们正急切地等一场雨。

田里，叶子干渴焦黄。

这是遇真纪事的另一条片子《长江流域历史级干旱，农民正在经历什么？》。有一个农大学生的评论颇有代表性，他说：“今年暑假我实验的一小片苎麻也几近绝收了，让我头一次切实又直观地理解了干旱的重量。在大学里守着水源精心呵护的实验作物尚且如此，实际生产中的作物只会更让人痛心。当我着意去关注有关消息时，才发现在这场天灾中，农业相关的话题所占的比重实在太少了，农民和真实的农村在互联网的时代几乎没有声音。”

类似这样的农村题材，关注度本身很小，更不具备爆火的体质，但却能引发很大程度上的共鸣。赵玉顺说，这是因为全国各地大约有3万个镇，60余万个行政村，这么庞大的地区和人群，我们却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

2022年8月份，在拍了一年视频之后，一条讲述农民生存处境的视频《7.6亿农民不需要被赞美》突然间让他们的粉丝从1万多突破了10万。满满的弹幕里，几乎是有过村镇生活经历的人。

在做遇真纪事之前，赵玉顺和贞贞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表达者”，从事传媒相关的职业，但那些年的表达里，几乎没有自己真正关心的事情。作为农村出身的人，他们感觉到城镇化叙事中局外人的处境。

从2021年开始，两个人前后辞职，一开始只是想去看看珠三角之外的广东地区是什么样子，一年后，他们的探索范围逐渐扩展到全国各个省份的村镇。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人替村镇人群说话，“我们就把话筒拿到田野、城中村、工厂，让农民和工人说话”。

我们聊了聊这4年来拍摄的经历，以及他们对村镇题材的执念。以下是赵玉顺的口述。

工作时，我们对广州、深圳已经比较熟悉，拍摄视频的初衷就是想把珠三角发达地区之外的村镇走一遍。一开始，我们是先后辞职的状态，用一个人的工资去支撑拍摄成本。一般乘坐高铁、动车到达当地后，再租一个车，沿着国道走。

我们从来不会走高速，因为高速没办法回头，也没办法停下来，像是一个隐喻。

在村道或者乡道上，你可以获得关于一个地方更多的信息量。比如在山西，走着走着就会看到窑洞，看到各种各样的大货车拉着煤南来北往，很多铁路正在修建。我们不知道要拍什么，就是先看到一些情境，然后自然而然地推动，最终看看我们能拍到什么，再把这些信息给整合起来。

在山西一处窑洞前。

很多时候，我们故意不做任何预设。比如我们要去福建漳州，如果去检索这个地名的相关信息，可能就会找到漳州港，或者看到最有名的土楼。检索信息的过程的确可以增进对一个地方的了解，但其实也是给自己设下了一个囚牢，你会不自觉跟着这些方向去。

这意味着你看到的依然是绝大多数人看到的东西。但漳州真的只有漳州港跟土楼吗？其实不是的。这两个地方只占漳州很小的部分。就比如有人开始为某个贫困小学捐东西之后，你会发现各种企业都来这个小学捐东西了，但这其实是一种懒惰。

但是当没有了这些预设，你看到的东西可能就不是大多数人能看到的。一般我们到一个地方，会不断地和当地人聊天。在湖北，看到人们在打莲藕，我们就下去一起玩；在海边遇到渔民，我就会问，“你们一般打什么鱼”“什么时候出海”“今年的鱼和去年价格有什么变化”等等。大部分村里的人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友善的，不像城市里的人对陌生人很设防。

等到后期，当你对农民和农作物有了更多了解之后，会对信息更加敏锐，形成一些选题的思路。我们在粤西和广西、福建都看到了特别多桉树。我觉得桉树笔直漂亮，但网上却有人说它们有毒，常常被叫作“抽水机”“断子绝孙树”。

一开始我也以为它们真的有毒，但后面过了一年多，我们开始慢慢去想，如果有什么危害的话，为什么大规模种植？为什么过去种了几十年，周围的土壤也没什么问题。那一年多我们经常能看到桉树，它这么常见，我们对它的了解却这么少。桉树不是自己长出来的，是人去种植的，桉树所代表的可能是人的处境。所以我们决定把它作为选题。

我之前也做新闻，知道如何去检索信得过的资料，但很多信息线索是在现场获得的。比如在村里我们看到一个标语，说“种桉树前先问居委会”，看起来有点荒谬，实际上每个标语都是有原因的。之后，我们又看到很多林场。最后我们发现，大部分桉树跟农民是没有关系的，是国有化的种植，国家队把桉树作为战略储备林。

直到广东雷州一个村民告诉我们，之前田里种稻子，稻谷不值钱，又改种甘蔗，后面发现甘蔗也不值钱，地也不能荒着，就种桉树。我们突然意识到，农作物种植的变化，意味着村庄的变化。桉树很好打理，只要种完树就可以出去打工，需要施肥的时候请假今天。这么看来，桉树就是最好的打工树。

那天晚上拍完，正好要回家，吃完饭天已经黑了，在微弱的天光下，我感觉地里面一个个站着的桉树好像是一个个人站在那里，好像人离开土地之后，桉树就替代了人。站在那里的桉树越多，就代表人越少。

其实，从这些年的了解来看，现在大部分的粮食蔬菜种植主要是国家队在做，几乎占据一大半、除此之外，还有大中小型的个体承包户，他们一般会承包农民的地。那种传统的农民自己种植的已经很少了。

实际上，中国人均耕地非常少，如果是山地丘陵地区，每个人分到的地就更少。就算在河南平原，一年算种植两季麦子，一季玉米，理想情况下，一年几口人的收入也不到8000元。所以农民一般会把土地租给别人拿租金，自己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在农忙时帮老板种地，按天算工资。等到年纪超过60岁了没办法在外地打工了，他们才回到家里重新种点田。

直到现在走过了山西，我们可以说走过了全国33个省级行政单位，大概有100个乡镇，超过1000个农村。随着到处游历，村镇群体在（视野里）慢慢扩大，才会发现“村镇”其实是一种处境。虽然全国每个地方风土人情不一样，有的下海捕鱼，有的进山种植，气候、饮食都不一样，但是相比起各地的差异，我感受到的是各地的统一。

农村没有工作，没有好的教育资源，你必须要外出，往大的城市走，乡村空心化、儿童留守化。还有农作物种植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资金、技术支撑这些问题。所以说，人们的悲欢为何相通？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选题就会枯竭，因为每个乡村，当你进入它的内部，就会发现它的结构实在是太丰富了，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又不一样。很多人问我们拍这些对提高农民收入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帮助，但我觉得至少要把这些问题呈现出来。

在河南平原，生产着全国1/3的麦子，麦子可以磨成面粉，变成面条、饺子、比萨、面包，但我们对麦子的了解有多少呢？于是我们决定去河南拍麦子。

2023年4月中旬，我们在河南看见麦子郁郁葱葱，原计划丰收时再来对照记录。但是，5月25日以来，河南南部出现严重的“烂场雨”，雨连续下了五六天，导致即将成熟收割的小麦发芽、发黑甚至倒伏，本该到来的丰收变成了减产。

5月30日到5月31日，我们从广东出发，先后到信阳和驻马店。此前连续的阴雨天，让农机无法下地收割湿润的小麦。5月30日雨停了，但6月3日前后预报还有雨，间隔的这几天必须抢收。中午时间，农民来不及吃饭，都在田里面抢收麦子、晒麦子。以往每斤能卖1.5元的麦子，后来只能卖1.2元甚至不到1元钱。那一次，我们拍下了《河南农民抢收记》。

2024年，我们第三次来到河南的麦田里。相比前一年，今年应该算是丰产年。我们遇见的农民，那些看起来年纪没那么老的，大多都是专程赶回来收麦子的。收完麦子，卖到收购点，再施肥，种玉米，浇地，忙完这一阵，再次奔赴各地工厂和工地。

当时，我们有一种感觉，河南人好像是沉默地在面对一切，沉默地收麦子，沉默地晒麦子。从历史上来讲，河南是那么重要的中原之地，遭受过很多的苦难，但面对这一切，它没有悲也没有喜，只是沉默地接受。

晒麦子的老人。

既然他们沉默地接受这一切，我们就沉默地关注这一切，只要把沉默传达出来就行。所以我们拍的这一期《麦田上的河南》没有以往的旁白和讲解，也没有对话。相机就是我们的眼睛，麦克风就是我们的耳朵，不需要用语言去讲它，每个人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让大家自己去理解。其实我们最新的一集，叫作《普通人的博物馆》，也没有旁白，就是呈现最真实的乡村。

农民好像总是习惯了沉默、习惯了忍耐。他们发出的声音非常微弱，以至于一直以来只能任由城镇化的叙事来主导对他们的看法。四川干旱的时候，在玉米地里，一位阿姨看到我们拿着的相机，就说，“可惜了，今年没有大丰收给你们拍了”，我当时心里五味杂陈。

对于外来者来说，农村是田园牧歌的想象；但真正对于农民来说，山水没有诗意，田园也没有牧歌，种地是为了生存的，不然“我”为什么要在大太阳底下锄地。在工厂打螺丝，从早打到晚，你会觉得有诗意吗？

很多时候人们看到的村镇，都是一种外部视角，即便是村镇出去的人，也掉进了那套城镇化的叙事里面。所以我们的纪录片要做到是一个自内向外的如实表达。像很多文旅纪录片，会用第三视角去观察里面的人和事，配以一些地方历史文化的讲解，我们不想这么高高在上，好像对一个地方有多么宏观的掌握。我们的片子里，一般采用第二人称，内容经常是对话。有时候我作为村镇的一分子，也会沉浸式讲自己的感受。

我很喜欢生祥乐队。林生祥说最开始做交工乐队，就是想拿着话筒走到地里，把话筒递给农民和工人。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农民没办法走到镜头前，那我们就把镜头移到他们面前，让他们站在地里拿着锄头就能告诉我们他们的处境。

其实，很多时候农民是很有表达欲的，只不过他们没有麦克风。有一次一个农民跟我说：“小弟，现在种地不挣钱，你看我们农民好辛苦，你把这个照下来发到手机上，我给你们的短视频点赞。”

我觉得关注本身就是力量，倾诉也是一种宽慰。

在决定出来拍片之前，我在一个医疗公司短暂做过文职，也曾经在海南三亚一座小岛上做过三年的传媒工作。当时有一个文旅宣传项目，我们每天做的就是挖掘岛上村民的生活，比如婚礼怎么办，每天的饮食是什么。我记得有一道菜是炒仙人掌，当时还拍过一个片子讲当地从秦始皇以来的文化。但任由它历史如何丰富，我没法感受到这些地方跟我的联系。

高中的时候，我曾经受到新闻专业的感召，立志自己以后要做一个记者。我的第一份工作的确是记者，在地方报社，实习加试用期差不多满一年。就在好不容易熬到转正的第七天，我辞职了。

做记者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热线电话，说小区业主和物业因为停车位发生了矛盾。我去了之后，物业说业主“你为什么不交费”，业主说“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停车位划分不好。”我把他们各自说的话记录下来，去找物业协会，最后讲了一堆废话结束了。

采访完之后，我在路边扫了一辆共享单车回出租屋。路上，有一辆车开过去，还按喇叭“嘀”我，那一瞬间我觉得很生气。在这座城市里我没有车，没有房子，我却在帮有车的人解决停车位的问题，这很荒谬。

在大城市停车难的确是个重要问题，但对我自己来说，我真的关心这些事情吗？比起这些，我更关心水稻收成怎么样，经济作物能不能赚到钱，留守老人和儿童怎么办。我发现，我的根还是在村镇。

我的老家在湖南邵阳底下一个村子，村子的名字我不想提了，因为我的原生家庭非常糟糕，下意识地会有一点抵触。我很小的时候，爸妈离婚后各自成家，我成了留守儿童。我有一对糟糕的父母，所幸爷爷奶奶对我很好。

我从小在村小里上学，只有一到三年级，每个年级就十来个人。一、二年级的时候，我记得课本有一节说地球是一个村，我们有彩电、冰箱和洗衣机，还有互联网和电脑，我们可以把全世界连在一起。还有小明和李华周六约好了要去少年宫画画、弹吉他。

当时我就在想这是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洗衣机，冰箱倒是见过，村头小卖部才有。还有整个县城范围也没有少年宫。为什么书里的孩子都穿得漂漂亮亮，跟我不一样？

一直等到四年级的时候，我被父亲接到云南西双版纳去，那时候我意识到了，原来我是农村人。但在西双版纳没有待多久，我很快又被送回了老家跟爷爷奶奶生活。

在不断长大的过程中，我知道了，我应该好好读书，去城里上大学，工作。

后来，我在北京、广州、深圳和三亚都工作过，我发现，工作的这些地方花花绿绿的，跟我没什么关系。

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我在北京上班，住在郊区，每天固定6点多起来，先坐公交，坐完公交坐地铁。我甚至熟悉公交哪一个站会上来哪个人，我知道有一个背蓝色书包的男孩下班时间是下午6:30。一切都非常准时，我感觉有点像“楚门的世界”，好像生活已经被安排好了。某一刻，你会觉得很恐怖。

我渐渐觉得不大想过这样的日子，贞贞跟我一拍即合，就决定先去看看珠三角之外的广东地区，想看看不被讲述的真实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贞贞是湛江人，同属于广东人，她却感觉自己像“零余者”，是不被看见的。

在农村，经常有静静坐着的老人。

这些年，我们的工作状态其实是很疯狂的。有时候为了赶路起得非常早，去的地方经常没有信号，去爬黄土高原也没有饭吃，只能吃提前准备的面包，夏天还要冒着高温，风餐露宿的。如果没有两个人彼此扶持，可能做不下去。

拍摄前期，我们几乎入不敷出。这半年来好了一点，逐渐有了商业合作，但收入也很不稳定，目前还是收支不平衡的状态，只能靠接一些写稿拍摄的单子来补贴账号的创作。

去做这些事情的确需要勇气，但这几年一直走在路上，见不同的人，对这片土地更加了解，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在延长。

校对：遇见
运营：小野
排版：冼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