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度影视，值得最漫长的掌声-k8凯发天生赢家

作者 | 吴呈杰
编辑 | 钟毅
题图｜新周刊

我是个颁奖典礼爱好者，人们想到颁奖典礼通常会想到“恢弘、庄重、共襄盛举”。它可以称为“秀”，人人都得调动起在社会化过程中磨砺出的演技，在那两个小时或更长时间，扮成一个“走过红毯的充满魅力的社交形象”。扮演不一定时时滴水不漏，也或者会因能量消耗过大提前泄气。

梁朝伟和李安分别贡献过这样的名场面，一个像被威权家长强迫在亲戚面前表演才艺的小孩，朝着人群笨拙地招手，一只脚已经反复演习待会儿逃跑的路线；另一个在奥斯卡连夺四项大奖、风光无二，下了典礼头一件事是站在街头狂塞汉堡，还不忘抱紧怀里有余温的小金人。

我采访过导演韩帅，她回忆自己的婚礼那天，马上上台的那几分钟里，她想的不是仪式的流程，而是：脚上这双鞋是在哪里买的？买鞋的时候还买了一个包，包的链子坏掉了，链子现在在哪里？她说，当她面对大事件、大场面，她的目光会像手电筒一样聚焦在很小的地方。

在颁奖典礼，我也偏爱那些微小的、人性与日常从秩序中偶然挣脱的瞬间。2023年12月19日，几乎是北京最冷一天，我也参加了一个这样的活动，由《新周刊》主办的中国视频榜发布盛典。主题是“现实的力量”。

一个半月前，我有幸作为青年媒体评审团的一员，和诸位推委一起参与了评选的内部讨论会。

我们在北京线下相聚，《新周刊》的广州编辑部在视频另一头连线，设备没有眼力见地出了故障，使我们经历了一个“当我听到你你就听不到我”的开场——这也是我们时常面对的一种“现实”，但我们知道，因为这些共同经历的现实，才让日常更加鲜活起来。

（图/《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技术问题解决后的讨论也同样火花四溅：评委们口味不一，各有偏爱，也都直言不讳。毛尖老师一如既往地尖锐，在谈到某部国产大制作时一句话带过：“它有讨论的必要吗？”

我被她们的劲头感召。过去我觉得自己有点“品位羞耻症”，譬如我的年度片单总有一些豆瓣六七分的作品，却对有口皆碑的爆款佳作无感。但做评审使我感到一种责任，倒不是对观众的，而是自我确认的责任。剧集评选时，我察觉到推委都偏好严肃的正剧题材，也提出了我的不同意见：当我们谈论现实时，更当下的都市年轻人的境况、对亲密关系的探索，是不是也是一种正在发生的现实？所以我提名了《装腔启示录》和《爱情而已》。

当然也有几乎全票通过的奖项，譬如将年度电影颁给《宇宙探索编辑部》，将年度剧集颁给《漫长的季节》。我想也不必过多解释。

这使得我观赏发布盛典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参与过的颁奖礼，主持人宣布每个奖项的语气都是一锤定音的，身为观众，评选过程就是黑箱，反正就是这么个结果，你爱接受不接受。但身为评审团一员，帘幕被掀开了，我进入到幕后，魔术不再神秘，也觉得台上的每个获奖人都亲切，好像冥冥之中多了一层联系，我想追星打投也是类似的心情。再大的场合，我参与其中了，它就变得小，变得与我相关。

获得年度突破演员的是李雪琴。获奖vcr里她说，拍戏给她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快乐与自由。我特别特别为她高兴。

年度治愈综艺颁给了《种地吧》，如其名所示，一档拍种地的真人秀。“治愈”这个词用得精确。我有好朋友是这档真人秀的狂热粉丝，当她每次冒出“这活我没法干了”、开始编辑辞职微信的时候，她就打开《种地吧》，看少年们播种、灌溉、施肥、收获，然后她就会平静下来，偶尔哭上一小会儿。

上台领奖的是其中两位少年——李耕耘和蒋敦豪。活动开始前，我在酒店十楼的电梯间碰到了西装革履的两位，他们神色紧张，来回踱步，像是在打发言的腹稿。我喜欢他们的发言：“很开心得到这个奖，明天我们就要坐飞机，回去继续种地了。”恭喜他们也恭喜我的朋友。

《种地吧》蒋敦豪、李耕耘上台领奖。

获年度电影编剧的康春雷穿了一身大地色针织毛衣，看上去还新理了一个显年轻的斜刘海发型，在最后一水正装的大合照中颇受瞩目。如果看过《永安镇故事集》和《河边的错误》，对他的印象还会停留在“写不出来剧本的编剧、说不出来话的疯子”。但其实，片外的康春雷无比正常，甚至有些社恐。领导刚给他颁完奖杯，他就迫不及待要下台了，好在被主持人及时叫住：请留步发表获奖感言。他全程贴着裤缝夹紧的手，突然在宣传vcr播放时运动了起来，向台下某个人羞涩地、约30度角范围地挥了挥手。

我饶有兴致地捡落这些有关人的碎片，也想起来我的第一份工作。那是一家时尚杂志，每到年末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年度人物盛典。顶流人来人往，热搜上上下下，粉丝们花天价买工作证，保安打着手电筒搜遍会场的每个角落。晚宴并不会有我们这样的普通编辑的座位，我们只能躲在大厅和厕所连接处的柱子背面。大厅富丽堂皇，使我们所处的阴影因为对比显得更黑。我们站得腿疼，最后干脆坐到了地上。这是直播镜头扫不到的角落。后来朋友们问我，谁到底私下怎么样，我说我只记得他们憋尿憋到一路小跑着上厕所的样子——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已经淡出我们的视野了。

发布盛典最后公布的是“推委会特别荣誉”，获得者是这两年告别我们的万玛才旦和涂们。涂们的儿子涂一塞替父亲领奖，他语速沉缓，在每句话前都会停顿一下。他讲述了父亲如何从12岁前连汉语都不会讲的呼伦贝尔牧民，走向大城市上海，又在表演生涯中几经戏路的腾挪，晚年还完成了自己的第三次转型。他很高兴还有这么多人记得父亲。“他是我最好、最幽默也最固执的朋友。”现场响起了最漫长的掌声。

涂一塞现场发言。

对于这场活动，这是最好的落幕了。对于我们，还有颇具社交压力的“after-party”。在承包三桌的老北京涮肉火锅店，我赶紧坐上不喝酒的“儿童桌”，同桌的还有推委梁鸣和木卫二。领导过来敬酒时，我为杯中装着北冰洋感到愧怍。要不要去回敬呢？我僵在座位上，挣扎了三分钟，决定还是算了。

酒过三巡，推委韩松落和祝羽捷也加入k8凯发天生赢家。我用上了刚偷师来的社交破冰大法，逐一问mbti。每个人都不记得后三个字母了，但每个人都很大声地宣布，“我是i人”。就像说自己酒精过敏似的，“我是i人”就是为酒局接下来一系列格格不入的行径提前做出的免责声明。

我很庆幸有这么多人陪我一块儿。

深夜十一点，我们在呼啸的十字路口分别。他们问我怎么回去，我说坐地铁。话一出口就被大风刮跑了。我更大声地重复了一遍，我得去赶末班地铁了。我掐着手机上的时间，边说边跑了起来。我想，这也是现实的力量的一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