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力量
知道叶昕昀这个名字,是因为“余华的学生”。一个1992年出生在云南县城的普通女孩,毕业三年后从国企辞职,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从发表第一篇小说《孔雀》,到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最小的海》,叶昕昀在成为一名作家的道路上,似乎顺风顺水,毫无阻拦。
“我没想过会写作,只是生活将我推了过来,而我正好抓住了它。”叶昕昀回想小时候“日怪”(云南方言)的自己:一个大人眼里性格孤僻的小女孩,竟然会对各种杂七杂八的书感兴趣,以至于考研选专业的时候,被阴错阳差地推向了文学,她也欣欣然地接受了这样的命运安排。
“我能写好小说吗?”叶昕昀不止一次怀疑过自己,面对像仰望高山一般只能让人敬仰的导师余华,平日里她生怕露了怯,只能在不断自我怀疑和创作摸索中度过自己的黑暗时期。在余华的眼里,她总是“不怎么说话,一副冷眼旁观的表情”。
图为叶昕昀(图/由被访者提供)
直到有一天,叶昕昀收到余华的微信,这是在他看了《孔雀》《乐园》之后:“不用怀疑自己,你在写小说这方面已经很成熟了。”
她长舒一口气,用她的话说,“余华老师对我创作上的帮助没有那么具象,但要说最大的帮助,那就是他的肯定,以及对我走错方向时的纠偏”。
为了逃离像螺丝被拧紧般的生活,她曾经把自己孤注一掷地抛向另一种未知的前途,这个过程里没有遭遇太多暴风骤雨,在她看来多少有些幸运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往前迈一步,去试一试,像植物般向着阳光生长,最后的结果也都是自然而然的。
在叶昕昀创作的小说中,许多情绪饱和的对话和抉择都发生在路上,出走的状态像极了她“对自我的解救”。“比结果更重要的是改变,是发生。”叶昕昀说道。
辞职、考研、写作、女性、爱情、欲望……所有的词语都指向一处,那就是逃往精神上的栖息地。叶昕昀描述她笔下的人物,和她描述自己的生命状态时一样,都有一种果敢的顺其自然。
以下是《新周刊》与叶昕昀的采访实录:
“人得活下去、看到希望”
《新周刊》:很多人在读你的小说之前都知道你是“余华的学生”,既羡慕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天选之子”可以得到余华的认可。所以你会觉得幸运占了多少成分呢?
叶昕昀:我当然觉得自己幸运,当时考研的时候,好像一伸手就抓到了,而且接触(文学)之后发现这确实是最适合自己的方向,我也只能说自己幸运。可是幸运的背后,总会走过那样一段黑暗的路程,这种经历可能每个人都有,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提起,说出来反而是一种卖惨或者炫耀。
《新周刊》:你说的“至暗时期”应该是指考研的那段时间吧?为什么把自己置身于这样的“黑暗”之中?
叶昕昀:其实我很羡慕周围同学的一点是,大家好像从小就知道自己要当作家。但我从小就过得浑浑噩噩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想做什么事情、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都不知道,只好跟着社会的价值观走。
考大学、找工作,在云南的小县城里有一份稳定的薪水,直到我被当时的生活围困得几乎要窒息。但是人得活下去、看到希望,所以我后来考研可以说是一种出自本能的逃离,比起看不到希望的生活,这种“黑暗”的尽头起码是有别的可能性的。是文学拯救了我,这一点都不夸张。
叶昕昀最新作品《最小的海》
《新周刊》:你的小说创作应该是从 2018 年入读北京师范大学之后才正式开始的,这个“开始”顺利吗?
叶昕昀:我在写《孔雀》之前,里面的那个女人我早就认识了。大概是在云南某个盛夏的周末,我陪母亲去大觉寺,看到一个端坐在木柜台后面的女人,她和旁边熙熙攘攘的香客比起来显得很突兀。后来我被自己一团乱的生活弄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几乎就要把她遗忘了。
直到考上研究生之后,和文学度过了最初的一段蜜月期,我开始思考自己到底能不能写小说。比较焦虑的时候,我只能靠看各种综艺还有不费脑子的电视剧来缓解。
后来,2019年的一个夏天,我又看到了那个女人,她还是坐在木柜台后面,好像一直在等我。我当时鼓起勇气上去和她打招呼,然后我们聊了聊。她就是《孔雀》里“杨非”的原型。
《新周刊》:余华评价你的小说经常用“惊讶”来形容,说“这不是学生的习作”,对于他的评价,你惊讶吗?
叶昕昀:刚开始肯定是很开心的。我很喜欢的作家,给了我这么大的鼓励。但是听多了之后就习惯了,有时候他说“你的这篇写得不错”,我都不觉得是表扬,因为我自己也知道,可能就是正常发挥的水平。
我觉得这种转变和我的写作状态发生了变化也有关系,毕竟对于写作的思考是不断深入的,对自己的要求也变得更高了。
就像我写完《孔雀》之后,就不想再写这种故事性、戏剧性那么强烈的小说,我会想尝试一下小说的其他可能性,所以后来就写了《乐园》。
我不希望每篇作品让大家读下来都感觉是一种自我重复的写作。想要一直被认可,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小说中,体验不同的自己
《新周刊》:你的小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其中的故事总是经常发生在路上,比如《最小的海》中的湖边公路、《雪山》中大雨瓢泼的省道等,都是一种出走的状态。这种像公路电影一样的场景设置是你有意为之吗?
叶昕昀:我其实也没有意识到,不过好像确实是这样。我觉得首先我的人物肯定是身处现实和世俗之中的,但是当小说里的故事发生的时候,我总是希望他们是一个游离于日常之外的状态。
逃离也好,游离也罢,他们需要转变,需要那样一个思考的时刻,所以他们身处的场景会跟大自然比较贴近,跟喧嚣的生活有一定距离。
《新周刊》:“对话”在这些故事当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而且非常有画面感,让人读起来有种“双手互搏”的感觉。我每次读完一个精彩的部分,抽离出来之后才恍然大悟,那两个人好像都是你,你躲藏在他们的身后。
叶昕昀:你说的这个,我还蛮喜欢的。因为人都是很多面的,像九宫格一样。我创作的人物,都是我认知范围以内的意识投射,我分身出很多个自己进行对话,所以最后你发现,他们都是我。
其实写那些对话的时候,感觉也像在导演一部电影,我想象那些游离的场景,想象人物情感的处境,然后只需要把它们记录下来。
所以写小说对我来说也是蛮爽的一件事情,我在里面体验了不同的人生,同时我又要跳脱出来,冷眼旁观这一切。
《新周刊》:我没记错的话,你在你的许多故事里面都刻画了一个“背德”的女性。为什么经常创作这样的人物?这是一种对人性、欲望的警惕吗?
叶昕昀:这是“背德”吗?其实没那么复杂,像《最小的海》里面,不光是女性,每个人在他们各自的生活中,都有一个想要脱离原本生活的意念。
像《日日夜夜》当中的人物,余华老师形容他们是“深入人性的畸形”,我当时就反驳他,可能在别人看来是这样,但是在我这里,一切“发生”都是正常的。
比如中国明代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他在书里就说过,写小说要以伦理问题的突破为前提。作为一个小说作者,不能在写作前预先使用一套强烈的社会道德标准。
叶昕昀在《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出镜。(图/由被访者提供)
让写作成为一件顺其自然的事
《新周刊》:我还注意到,你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常常是一个作家,或者有写作方面的才能,而且性情总是冷漠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你在创作中是怎样代入情感的?
叶昕昀:作者在写人物的时候一定是有距离的,需要去观察人物的内心情感。我需要他们具有思考力,同时又有一部分我的情感投射,所以他们的社会身份自然而然就成了作家,也可以是别的职业。
至于你说的“冷漠”,我觉得自己的性格大部分还是很强硬的,别人很难轻易左右我的想法。以前别人说我看上去很有攻击性、不好接近,但可能随着年龄增长,我会慢慢地在人际关系中缓和这一部分,变得不会轻易地判断别人,也会让自己更温和,让大家觉得很nice(友好)。
可是我发现无论我怎么变,只要一写小说,我生命的底色就会暴露出来,尽管我现在有能力去施展我的温暖,但是那种过于理性的一面是永远存在的,而且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新周刊》:你现在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家身份?你其实还有一个身份是学生,而且是“余华的学生”,会不会觉得这个标签太重了?
叶昕昀:我不用看待,好像它就是自然而然的。我觉得这就和我写论文或者看书一样,是很正常的事,倒不是说我要求自己必须得写小说,好像没有那么特别。
可能因为大家看到了余华老师在各种节目、讲座里面提到我的名字,知道我是他的学生,所以大家会对我感兴趣。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确实为我的小说提供了一种被大家看到的契机。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写作本身,我得靠我自己的写作获得我自己的读者。
只是说“余华的学生”这个印记,一开始可能被放在首位,之后可能被放在中间,或者将来只是放在末位被提及——它是一个时间问题。
所以说,我并不是非要为了避嫌或者所谓的证明自己而撕掉这个标签,而且我也撕不掉,因为我读硕士研究生3年、博士研究生4年,今后哪怕毕业了,我也依然是余华老师的学生,师生关系是不会变的。
《新周刊》:对你来说最好的状态是怎样的?你在写作上有什么担忧和顾虑吗?
叶昕昀:我的小说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孔雀》一写出来就有人愿意买电影k8凯发天生赢家的版权,很多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也是通过别人的不可思议意识到,其实对于大部分写作者来说,他们很大的担忧都是怕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不被看到、没有读者。这两三年来,我觉得自己把这个担忧提前解决掉了,只需要专注于写作本身就行了。
如果是写作上的担忧,于我而言,所有的担忧只会发生在小说写作之前。我会担忧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写下一篇,一旦决定开始写,就没有任何担忧和顾虑。
现在的我相对来说还是匆忙的,因为书刚出版,我也要准备博士研究生毕业的论文,所以并不是最好的写作状态。可能我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不被打扰的时间。总之顺其自然,忙的时间也总会过去。
《新周刊》:好像现在很多电影项目都由小说改编,你会希望自己写的故事将来被搬上银幕吗?
叶昕昀:顺其自然吧。我不会为了让别人改编成电影就写得视觉化一点。我写我想写的东西,如果有人觉得适合电影化自然最好,至于是否改编,我觉得那是小说的结果,而不是目的。
就好比有人问我“如果不写小说会做什么”,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是漫长人生中一个可见的过程,它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长到成为伴随终身的事情。想写的时候就写,不想写的时候就放着,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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