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去云南5次，却从未到过昆明。
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西双版纳这样的热门目的地比起来，昆明低调得不像话，以至于连本地人也不得不承认，游客们来到昆明，大多数只是将这里当作通往云南省内其他城市的中转站。
有人说，“云南是文化的理想之地”。的确，在多元、包容的当代世界观中，充分体现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云南，拥有这种可以称为“理想”的特质。云南省内最能体现这种特质的城市，或许就是省会昆明。尽管外来的游客瞄准了网红景点和小众秘境，但云南本地年轻人离开家乡的终点站，大概率是昆明。在云南世居的26个民族中，有颇具规模的彝族、哈尼族、白族、壮族、傣族聚落，也有少数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的居民散落在城市中。少数民族人口在昆明常住人口中的占比不到20%，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相互影响、融会贯通，同时又保持着各自的传统，延续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民俗习惯和文化艺术。想要深入一个城市，最应该去两个地方：菜市场和书店。前者喂饱人的肉体，后者滋养人的精神。菜市场可能是昆明最拿得出手的“城市名片”，在这里能看到按斤称的鲜花、小瓜和野菜，同时被摆在卖菜的摊位上；叫不上名的菌子，必须得吃微毒的才对得起远道而来的舌尖；在贩卖散养黑猪肉的摊位旁坐下，吃一份“人生米线”……作为菜市场界独一份的存在，昆明的“癫”恰到好处。过于理想化的市井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盖过了这座城市的其他特质，以至于很多人想起昆明，只觉得这里的文化面貌是模糊的。幸好还有大观书屋，这家专注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书店，被认为是一个了解云南的窗口。从1985年起，斑马母女二人像接力赛一样地支撑着这家书店，让它在昆明生存了近40年。书店之于现代城市的处境，就像昆明之于云南。很多人知道这里的存在，却只有很少人亲身探访；少数人窥见关窍，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北京有万圣书园，南京有先锋书店，巴黎有莎士比亚书店，伦敦有伦敦书评书店……对于纸质书爱好者来说，一座城市的吸引力与存活在这里的书店息息相关。39年前，在出版行业工作的斑马的母亲决定在昆明开一家书店，选址就在大观河畔的大观路，书店也因此取名“大观”。斑马就在堆成山的书籍丛里长大。在她的记忆里，大观书屋最初开在临街的门面，租金便宜，空间大到她可以骑着自行车在店里穿行。书店最初的空间就像那个年代里的百货大楼，每隔几米就会出现一组方正的柱子，将空间划为方格，玻璃柜台在面前一字排开。后来，书店的空间开始慢慢萎缩，从最远的柱子开始，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步步逼近，直到最后只剩34平方米。斑马见证了大观书屋从火热到落寞的全过程。为了节约运营成本，书店从临街的门面搬到了现在的地址——佳华大厦6层。2019年，斑马从妈妈手中接过书店时，店里已经很少出现新面孔。斑马在大观书屋。（图/受访者提供）
“与其他书店不同的是，我们是一家只有人类学、民族学和云南地方史相关书籍的专业书店，你能在这里看到许多市面上见不到的孤本和冷僻读物，以及从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手中收到的研究文献。这里没有像其他书店一样的归类标签，因为书店相对比较小，没有办法按照正常的图书分类学做出一个很完整、很系统的分类，基本是按照我的逻辑来分的。”斑马是这样向第一次来到书店的人介绍这里的。在居民楼里经营一家书店实属不易。曾有朋友劝过斑马，希望她能改变一下书店的运营模式，引入一些更大众的书籍，但斑马觉得，“既然书店已经不再开在路边了，如果是随处可以找到的书，怎么还会有人‘劳民伤财’地跑来居民楼里找呢？”。
斑马因此将书店的传统坚持下来，也正是因为这种“少而精”的精神，我们才能在大观书屋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书名出现在架子上，包括但不限于《神坛女人：大理白族村落“莲池会”女性研究》《中国苗族巫术透视》《云南人学习普通话正音字表》。斑马在大理拍摄的白族传统节日“绕三灵”活动。（图/受访者提供）
“书店辐射菌丝，
让精神生活和同频交流得以保全”
在母女二人和书店一起经历了几次风波之后，在24小时与这些书籍为伴，一次次将它们分类整理、贴上标签甚至重新描画书脊上的名称之后，斑马确实已经成了最懂这里的人。而在几年前，斑马还是一个“文化体力”消失殆尽的“社畜”。
“小时候我有点叛逆，是个见了书就躲着走，看见书就头疼的小孩。”斑马就这样“荒废”了一个与书为伴的童年。事实上，在成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也延续了这种叛逆，但客观来讲，我们很难说这种叛逆带来的是不是苦果，因为在房地产行业处于最高点的阶段，斑马正踩在风口浪尖上。“虽然说享受到了大环境的红利，但我在那个时期从来没有静下心来看完过一本书，很多东西在不经意间流失了。真正开始接手书店的时候，我是非常匮乏的，匮乏到我觉得自己已经根本没有办法用一个完整的逻辑跟人聊天。我当时也很茫然，虽然从小在书店长大，但是对于这些书，我是非常陌生的，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人类学，什么是民族学。”斑马说。大观书屋的访客并不多，为了避免扑空，最好打个电话再前往，接听电话的就是斑马本人，她的工作量可见一斑。但她说自己并不希望大观书屋成为所谓“网红书店”。“一个不‘出片儿’的书店，怎么可能成为网红呢？我们连饮品都没办法提供，客人口渴了，最多能喝上一杯我平时喝的茶。”作家欧阳婷探访大观书屋时，拍下的书店内部。（图/微博@cleverou）
“佛系”经营的斑马却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朋友，大多数是慕名而来的读者。他人分享的专业知识，成为斑马了解相关文化的动力。斑马不希望自己仅仅是一个“卖书的”，她更希望自己能够理解店内的每一本书。除了阅读之外，斑马还努力体验着书中提到的各种内容。她在休息时会去参与云南各地区的传统节日活动，然后思考如何将这些体验生动地复述给无法亲临现场的人。斑马对店内藏书涉及的专业领域的了解日渐深入，她开始意识到，延续这间书店的最好方式，已经不再是进一批书再卖掉一批书这么简单。“因为纸质书的没落和这个领域本身的小众特性，很多书籍在卖掉之后想再找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况且，我始终觉得一本书最好的归宿是被翻烂，而不是烂在某个人专属的书架上。有价值的材料应该是流通的，可以促进交流。”目前，借阅已经成了大观书屋的重要收入来源，越来越多相熟的面孔活跃在书店里。斑马的朋友说：“斑马和她的大观书屋就像一个中枢，联结着彼此有着万千关联的人，这也让我想到了苏珊娜·西马德的《森林之歌》。大树因菌根系统得以稳固其身，书店也像菌根辐射出去的菌丝，得以保全我们的精神生活和同频的人际交往。”虽然斑马和妈妈近40年来一直在尽自己所能地保护着云南的一小片文化角落，保护着这里的独特性和稀缺性，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云南的“辨识度”正在被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前进一点点擦除。“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异乡人会问。“不知道啊，有一天我才突然意识到，网红打卡的傣族服饰、香格里拉的藏袍写真，根本就不是这些民族服装原本的样子，完全就是拼凑起来的‘四不像’。”斑马说。斑马不是少数民族，但过强的共情能力让她难以忍受这种特性正在被消磨的事实。“我在书店遇到过一个男孩，他来找一本关于普米族文化的书。虽然他的身份证上写着普米族，但他乃至他的父辈都早已经与自己的文化切断了关联，甚至没有人可以跟他讲述。要通过一本（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书来了解自己的文化，这难道不悲壮吗？我没有办法去阻止历史的车轮向前行进，但是我可以把它被碾碎的碎片收集起来。”大观书屋一角。（图/gokunming）
“在昆明待久了，就会发现自己对天气的容忍度变得极低，太冷或者太热都不行。人在这里生活久了，反应也会变慢，对外界的变化的感知也不那么明显了。”在斑马看来，昆明的生活过于平稳安逸，以至于当地人均“家乡宝”，温吞的性格特征让当地人在民族性逐渐式微的当下，还来不及反应，就不得不被迫面对现实。这种慢半拍的反射弧并不是危机解除的信号，事实上，不少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者都看到了少数民族的现实困境。这种困境不是物质匮乏造成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恰恰是物质充盈带来的失调症状。斑马不知道这样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她只是觉得，要保持大观书屋的传统，让这些正在消逝的东西尽可能地留下刻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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